我心中的红色印记

钟在雍

我生长在一个具有爱国情结、自爱自立的家庭里。外祖父仇鳌（亦山）是同盟会元老。他年轻时在日本留学，积极反清救国，是一个为人正直的、反帝爱国者。还记得我七岁左右，一天家里人都在兴奋地议论：明日十九路军军长蒋光鼐来访。这是位抗日英雄，是最受尊敬的人，要隆重接待，再三关照不许打扰，连客厅与餐厅之间的门帘也不能拉开一条缝去张望。我想，平时徐悲鸿、蒋碧薇夫妇常来玩，坐在外公书房，我可以跑来跑去，可以依膝听他们聊天，虽然我听不懂。为什么这次这么隆重？怀着对“英雄”崇拜的心情，想看一看。

回想起来，我这个小脑袋还算灵活，就从后面走廊绕到客厅前的小花园玩。外公送蒋军长出来时，我就跑过去，外公只好慈爱地说，这是我外孙女，蒋军长摸摸我的头，我抬头望去，这是位高大的抗日英雄（年长后才知道他并不是很高）。这就在我幼小的心中埋下了抗日爱国的种子，加深了外祖父言传身教要“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要反帝爱国的认识。1949年外祖父拒绝去台湾，与程潜、陈明仁、唐生智等一批爱国人士，在党的感召下，努力促成了湖南的和平解放。

我的母亲仇弘之是位贤良、有志气的女子，她追求妇女解放，自强自立。在生了我弟弟钟在璞后，毅然把他交给奶妈，将我交给外婆，于1928年考入上海美专。抗战时，她随外公参加湖南省赈济难民难童的工作，设立难民收容所、办难民医院、难童教养院，还组织难民生产自救。我在寒暑假回家也去帮忙，亲眼看到流离失所的难民的惨状。特别是那些失去父母、流浪在外的难童，不仅面黄肌瘦，而且满身虱子、疥疮，参加救护的女同胞含着泪为他们清洗。1942年母亲不幸因病早逝。她从小教我唱“苏武牧羊”“满江红”“渔光曲”等有正义感、追求民族自强的歌曲，她还有看书看报的好习惯，我也跟着看，不仅看一些古代名著，还看巴金的《家》、邹韬奋的《萍踪寄语》等当代的以及世界名著。她也教我们一些古文、诗词……母亲那种追求妇女解放、自强不息的思想深深影响着我，刻在我心中。

1946年我进入复旦大学学习，遇到了同班两位地下共产党员金雪南、施宗仁。参加1946年开始的反美暴行运动，1947年“5·20”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1948年5月开始的“反对美帝扶植日本帝国主义”运动，还参加反迫害，到杭州悼念被国民党杀害的于子三同学、同济事件（这次我弟弟钟在璞被捕）、参加支援港九事件的外滩大游行……我们还动员同学参加进步的中国农业科学研究社，这种“科学研究”团结了大部分同学。到反美扶日运动时，农学院绝大部分同学都参加了。

通过一系列爱国运动的教育，看了进步的书籍、刊物，到东湖电影院看苏联电影，躲在被子里、打着手电筒看《新民主主义论》等，还参加救济救寒运动，在募捐和分发寒衣中，深入社会底层，接触了城乡劳苦群众、孩子，受到了社会阶级对比教育，看到了饥寒日子的根源。那时施宗仁曾组织少数积极分子小小组学习，他简单的一句话点醒我，“你追求妇女解放，不推翻三座大山，怎么能解放？”这一切使我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跟党走，才能救国救民，才能争取妇女解放。1948年8月，得知自己上了国民党特刑庭要逮捕的黑名单，我义无反顾奔赴解放区参加革命。党组织一直在我身边，指引我走向正确的人生道路，我永远将这一切铭记在心，感恩在心。

战争年代，指导员这个称呼是神圣的，指导员是老师，是革命者的引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