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米饭断想

邵嘉敏

国庆期间，吃了朋友送来的新大米烧的饭，脑子里就浮现出了过去的那一幕幕……

第一幕：记起了“一粒米七担水”。

“一粒米七担水”，这句俗语是小辰光祖父祖母常常讲的。意思是种熟一粒米，起码要耗费七担水。再耳闻目睹及至亲力亲为，深感此言不虚。一粒谷，从种到食，至少要二十三个环节。处于原始农耕时期的我小辰光，仅灌溉就是一项“真生活”，靠人力水车踏，风车、牛车赶，真是“大米饭好吃田难种”。

第二幕：忆起了“老来青”。

“老来青”是什么？现在年纪轻的不一定晓得了。我们这一代市郊农民，从小起就耳熟能详。它是水稻一个品种，系老一辈农业专家、松江县全国农业劳动模范陈永康悉心培育。秸秆清秀，有穗数多、粒数多、颗粒重，后期耐寒性强、丰产性高、米质优良的协调优势。曾获亩产1433斤的创纪录丰收，五十至六十年代曾占上海郊县晚粳面积一半，还被15个国家引进。那个新大米，如玉似珠，颗粒饱满，香味浓郁，食之清新可口，黏而不腻，唇齿留香。记得我用井水烧成的新米粥，绿莹莹、香喷喷，凝头十足，一块酱瓜、盐瓜干甚至仅仅淘点酱油，“嚯碌碌”两碗下肚浑身舒畅。当然，它会退化。经过无数次的提纯复壮，现在的“苏沪香粳”仍受市民的青睐。

第三幕：响起了《五两六》。

现在六十岁出头点的上海郊区种田人一定不陌生，上世纪七十年代上叶，市郊普及的广播喇叭里经常会传出“哐哐哐”的钹子声，一位女高音清脆响亮，以群众喜闻乐见的“钹子书（亦称浦东说书）”形式，绘声绘色地讲了一个小故事：

生产队一位陆阿奶，在烧早饭时看见队里分的新稻柴上还有几粒稻谷，便教育孙囡红玉，每一粒粮食来之不易，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祖孙俩齐心合力把新稻柴翻个遍，稻谷一粒一粒捋下来，一称共有“五两六”，全部交还生产队。

这是当年插队落户在我们公社的知青，我的两位师、友联袂奉献的节目（创作：张乃清；演唱：周紫燕）。彼时，上海说唱名家黄永生亦亲自演绎。1974年，《五两六》被收入上海人民出版社《小演唱》丛书。我亲耳聆听过，也亲手通过操控台无数次向全公社播放过。

如今虽时过境迁，丰衣足食、“食不厌精”，但浪费可耻的传统美德恐怕仍是需要大力弘扬的吧？

第四幕：想起了“三三得九不如二五得十”。

五十年代前，本地一直是“两熟制（麦子、油菜—晚稻、棉花），种植单季晚稻。三年困难时期后，为了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六十年代后期至七十年代后期，市郊农村推行了“三熟制（麦子、油菜—早稻—晚稻、棉花），种植“双季稻”。本来“三夏”“三秋”两个大忙，中间活生生加了个“三抢”大忙。耗尽地力、增加化肥农药等成本不计，农民更是雪上加霜，“鸟叫做到鬼叫（出早工、开夜工）”成为家常便饭。多亏了那个“杜阿哥”，真正落实了实事求是的精神，改回来了“两熟制”。

“杜阿哥”大名杜述古，是南下干部，1958年8月至1966年6月任上海县县长。“文革”中受批判，到我们生产队“监督劳动”。他与农民不见生，故宅上人叫他“杜阿哥”。“文革”结束后，被调到松江县当县委书记。他在广泛调查研究、反复算账分析的基础上，勇敢、响亮地提出了：“三三见九，不如二五得十！”并于1977年在全县12个不同类型生产队作多点试验取得成效后，从1978年起试改“三熟制”为“两熟制”，打响了改革开放初期松江农业改革的第一枪！1978年12月16日，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召开前的两天，《人民日报》发表新华社记者撰写的调查报告《三三见九 不如二五得十——上海市松江县试改“三熟制”为“两熟制”的调查》，给予了充分肯定。进而，整个市郊普遍将“三熟制”改为“两熟制”，从而有效地遏制了过度使用人力资源而对农民的伤害，有效地遏制了过度使用水土资源及化肥农药而对生态的破坏，调整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解放和提高了农村生产力。

第五幕：涌起了“禾下乘凉梦”。

禾下乘凉梦是“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对杂交水稻高产的一个理想追求，是袁隆平的中国梦，梦想到禾下乘凉，梦里水稻长得有高粱那么高，籽粒有花生米那么大。

禾下乘凉梦，一梦逐一生。这是袁隆平的梦，也是后来者的梦。袁隆平曾以“人就像一粒种子，要做一粒好的种子”这句话勉励青年，他的精神激励着无数国人为梦想前行。播撒下心怀人民、爱党爱国的“种子”，用汗水浇灌这片充满希望的土地，就是对袁老最好的纪念。

……

拉了这么多幕，闪回，新米饭到底咋样？实话说，一般般。不知咋地，再也吃不出那时候新米的味道。它不及读中学时，那个处处瘪塘的铝皮饭盒子，放在学校食堂笼格里蒸出来的猪油饭；它不及回乡务农时，逢开夜工“蒸菊花（药菊加工）”时有一角咸肉的“半夜饭”；它不及船上运猪饲料、装钢渣粉、驳粪时，“行灶”上烧的“咸酸饭”……我怀疑这是我“病态”的滋味。不过，我相信，很多人有这样的“病态”，且无药可救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