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恩斯会是个怎样的美国驻华大使？

新任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

由美国通用汽车同其中国合作伙伴在中国柳州建造的汽车装配厂 本版图片GJ

文/本报记者 吴健 特约撰稿人 张韶华

2021年即将结束之际，美国参议院通过了对尼古拉斯·伯恩斯出任新驻华大使的任命，结束了这个关乎世界重要双边关系的职位长达一年有余的“空窗期”。

自1979年中美建交以来，美国换了7位总统，而驻华大使共有12位。

如果回顾历史就会发现，和日益紧密复杂的国家关系一样，无论这些驻华大使此前对中国了解多少，最终他们都同中国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有分歧，也有共识。

“缺乏经验”反成优势？

伯恩斯来自纽约州布法罗，是典型的“学而优则仕”的人物。1980年从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获得国际关系硕士学位后，他很快受聘于美国国务院，从国务院发言人起步，当过驻希腊和北约大使等。2005年至2008年间出任小布什政府的政治事务副国务卿，是伯恩斯职业的高峰。而他的职业生涯足足跨越里根、老布什、克林顿、小布什四届美国政府。

从履历看，浓重的专业背景意味着伯恩斯或许能较准确地领会拜登团队的对华战略意图和政策火候，尤其能与国务院步调一致。从稳定中美外交沟通、准确传递双方观点和意图的层面看，伯恩斯是个值得期待的角色。

但过久的职场生涯，也可能成为他的包袱，特别是“开拓性工作”方面有难度。纵观伯恩斯的职业生涯，“不出事”更像是他的行事风格。一大证据是，伯恩斯在1997年到2001年任美国驻希腊大使时，正碰上俄罗斯向亲希腊的塞浦路斯卖S-300地空导弹。S-300地空导弹射程可以覆盖土耳其南部，而土耳其常年驻扎塞浦路斯北部，且与希腊是世仇。对此，土耳其声称将对开往塞浦路斯的俄军火船展开空袭，希腊则出动军舰示威。此时正值冷战刚刚结束，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但在外交上反应却十分拙劣。坐镇雅典的伯恩斯主要靠华盛顿密电行事，要求希腊克制，却又拿不出能帮助希腊政府平息民愤的筹码。特别是伯恩斯总以“华盛顿的最终立场”作为谈判的终结语，美国的外交调停也不见成效。最后，还是俄罗斯平息了风波，号称将导弹卖给塞浦路斯，却“临门踩刹车”协助塞政府将导弹送到远离土耳其的希腊部署，而塞方的安全则通过加入欧共体保证。这一创造性外交不仅为各方解套，更重要的是，俄罗斯趁机把军事和外交影响力注入美欧后院。后来，伯恩斯在哈佛大学开设“国际体系中的大国竞争”课程时，就专门把“导弹门”作为经典案例授课，可见其影响之深。

事实上，伯恩斯迄今处理过的最重要项目，莫过于伊朗核谈判。他坚定地认为美国必须重启与伊朗中断30年的外交接触，强调“外交本就不只是和朋友对话，而是要和对手对话”。但由于是不折不扣落实美国总统和国务院的政策，伯恩斯自身价值的体现不多。谈来谈去，他也不得不承认美伊基本上是“为谈而谈”，成果寥寥。

俄罗斯“自由媒体”网站认为，除了伊核谈判期间与中国同行的沟通，伯恩斯基本与中国缺乏交集。但“缺乏中国经验”，恰恰也是他获得驻华大使职位的原因。因为从奥巴马时代起，美国就已放弃了任命“中国通”出使中国的旧惯例。这种趋势也反映了华盛顿的氛围，即对中国要强硬，而很多了解中国的美国官员及学人往往被美国政客怀疑存在对中国“同情心泛滥”的情况。从这种意义上说，出任中国大使的人，在美国的支持率比拥有中国经验更重要。

这一点似乎也体现在伯恩斯10月20日在参议院提名确认听证会上的发言上。他只用简短篇幅表示美国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却用了三倍于此的篇幅强调美国与中国的竞争关系。他还敦促国会通过与中国有关的立法，为美国在半导体等关键行业的国内竞争力提供资金。彭博社称，伯恩斯侧重中美竞争与冲突的提法，取得两党议员的赞赏，得以通过提名确认程序。但伯恩斯上任后是否会如此强硬行事，则不好下定论。

“局内人”取代“中国通”

据统计，美国国内具体执行对华外交的人，在相当长时间里出自“中国通”的圈子——要么家族里有在华传教背景，要么干脆是生在中国的美国人。

聚焦到新中国时代的中美外交，美国一度安排“中国通”出任驻华大使。1979年1月中美建交，首任驻华大使虽是与中国无甚渊源的伦纳德·伍德科克，但他出身美国左翼工会领袖，与其妻子也是在北京相识并成婚，可以算作特定历史时期的“中国通”。在他之后，美方派出资深“中国通”恒安石驻京，揭开十年间四任大使“中国通”居其三的序幕。恒安石出生在山西汾阳一个美籍汉学家家庭，抗战期间蹲过侵华日军的牢房，被中国农民营救出来，和中国结下不解之缘。接替恒安石的是耶鲁大学毕业的洛德，其华裔妻子包柏漪所著的《春月》一书据说引起了里根总统对中国文化的兴趣。而接替洛德的是生于青岛的李洁明，之后则是生于南京的芮效俭。

但在芮效俭之后，美国基本没再派“中国通”出任驻华大使。尽管2001年至2009年在任的雷德和2009年至2011年在任的洪博培都能讲中文，甚至洪博培的继任者骆家辉本身就是华裔，但这种语言或血统上的“亲近”，并不代表他们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认知与把握能像“中国通”那般驾轻就熟。

从事中国新闻报道长达25年的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前北京分社社长吉米注意了到这种变化。“这不代表美国国务院派不出‘中国通’，而是在崭新的国际关系里，美国更希望经贸专家和战略学者去经营美中关系。”吉米说，“生于中国、会讲普通话的‘芮效俭’们固然了解中国历史与文化，但由于他们是华盛顿政界的‘局外人’，其建议通常少有人理会。相比之下，之后来中国赴任的尚慕杰、普理赫、鲍卡斯等人对中国知之甚少，但由于是政界圈内人士，他们可以走进白宫或国会山，与总统或有影响力的参议员会面，进行游说活动。”

都或多或少转变态度

尽管这些美国驻华大使大多像伯恩斯这般在国内“发言强硬或软中带硬”，但吉米注意到，他们的“中国观”却在实地工作多年后“无一例外地趋同”。“如果我们（美国）愿意，就能把握好中国崛起；如果把中国视为敌人，那它就会成为敌人。既然‘美利坚帝国’的概念已是明日黄花，那么与中国友好就该是美国势在必行的政策。”吉米分析道。

1995年至1999年任驻华大使的尚慕杰，正是这一转变的代表。他是首个来华前没有任何中国背景，也对中国基本不了解的驻华大使，也是首位国会议员出身的驻华大使。他担任美国参议员长达18年，并且因为资深律师的身份，与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及其夫人希拉里关系紧密。而在涉华问题上，他经常在国会支持针对中国且并不友好的各种提案。

可到中国后，尚慕杰被中国的活力四射所感染。“美国许多人认为美式民主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答案，但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尚慕杰在得克萨斯州的一场圆桌会议上表示，美中之间的许多问题是由于彼此缺乏了解或不同的观念引起的。“但我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向美国领导人介绍中国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1997年，作为驻华大使的尚慕杰设法安排百余名美国会议员访华，见识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中国人的创造活力和文明礼仪。

甚至在离开中国多年后，尚慕杰依然赞叹自己的“驻华大使”经历是块金字招牌，为家乡田纳西州吸引来巨大的中国机缘。

以尚慕杰为例，无论对中国多陌生、多警惕的人登上美国驻华大使的位置，都或多或少转变了态度。这除了中方的沟通工作外，更因为他们发现美国的根本利益与中美合作密不可分。

寻找共识和解决方案

前美国驻华大使马克斯·鲍卡斯指出，他的好些国会议员朋友曾要求他就一些事务向中国施压。但鲍卡斯的回答是：“作为一个国家，我们的首要目标是睁大眼睛与中国打交道，试着寻找共识。”在他看来，美中关系最重要的是“结果”以及“如何以积极和建设性方式处理这种关系”，“我不会过多对待动机，而是会更多关注行动，尽全力寻找共识，在现实中寻找解决方案”。

美国中国总商会的《2020年在美中资企业商业调查报告》显示，95%的受访中企没有计划撤出美国市场，70%的受访企业没有计划取消或推迟在美投资。而同年度上海美国商会的调查显示，在340多个受访美国企业中，约92%的受访者表示将继续在中国经营，在中国拥有或外包制造业务的200多家受访企业中，有70.6%表示不会将生产环节迁出中国。

普华永道美国公司市场分析部中国分析业务负责人克雷格·斯特龙贝尔表示，中美两国企业愿意在对方市场继续经营，哪怕是美国政府竭力阻挠的半导体设备和材料供应商也大多扩大在华生产。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新冠疫情影响下，不少美国企业从中国复苏、稳定、增长的供应链里获益不少，获得宝贵的“喘息期”，况且中国的营商环境正持续改善。

这就是美国主流民意对中国的真实感受。也正因为如此，美国前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认为，美国人应该对不同的制度持更多的包容态度，这也是他对继任者的忠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