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何为

包慧怡

太初有词语。In principio erat Verbum，在通行千年之余的拉丁文《武加大圣经》中，哲罗姆将《约翰福音》首句中的希腊文词语“道”（logos）翻译成“词语”（verbum），这一并不严谨的译法被沿用了整个中世纪，以致成为标准，却不经意揭示了诗歌的真相。词语有生命，而词源是词语的幽灵生命。恰如爱尔兰当代女诗人葆拉·弥罕所言:“每个词都带着它幽灵的历史，如果我们能追溯得足够久远，就能听到一百万年前的蜜蜂在琥珀里振翅的声响。”

我的目光无法不落到“灾难”上，这个为过去两年内地球人定下了基调的英文词。灾难，disaster，来自于拉丁文de（远离）加上astra(星辰)——灾厄就是与星辰分离，坠离群星。相反地，和星辰在一起，拉丁文cum（在一起）加上sidus（另一个表示“星辰/天 体”的 词）给 了 我 们 动 词considerate，并最终给了我们英语动词consider，思虑。与星辰同在就是持续思虑，我们活着一天就不能放弃思虑，不能放弃对自身和世界之境遇的内省。作为一名习诗者，写作即我与星辰同在的方式，也是我为思虑赋形的方式。与其说诗是艺术表达，不如说它是存在之道，一种对自己的心智生活负责的存在之道：永远不放弃照看自己的灵魂，也不放弃在他人中辨认出类似的灵魂。

诗歌也是诉说真相的艺术，诉说关于人之为人的真相。艾米莉·迪金森写过：“Tell all the truth but tell it slant……The Truth must dazzle gradually/Or every man be blind”，诗歌是倾斜着说出的真相，真相必须渐次闪耀，才不致人目盲。曼德尔施塔姆的妻子娜杰日达说，诗人做什么都可以原谅，唯一却不能做诱惑者，不能利用他的才华来使读者相信某种非人性的意识形态。无论诗人如何宣称，诗都不可能是非伦理的。诗人的鞋必然沾上人世的尘埃，哪怕他幻想自己行于海面。在这我们不得不作为有死之身寓居的尘世上，真正的诗无法取得对人伦的豁免权。

一首诗形成的过程中，意义与形式密不可分。节拍器恒定的敲击中，才能诞生最美的意外变奏。柏拉图说诗歌是“运动的秩序”，我们也可以说，诗是在运动中对秩序不断进行破坏与再造。

语言是我们介入世界时最亲密的一层皮肤。拉丁文第一人称单数动词habito，我居住，我穿戴，我居住于自己的语言之中，我穿戴语言这件衣服介入世界。由此衍生的拉丁文和英文名词habitus是居所，也是衣物，是外观也是体质和习性。诗人需要反复锤炼语言，直到他的语言成为他的皮肤，成为他的贴身之衣，成为他的habitus（习性），直到诗的语言成为适宜灵魂居住的栖息地。

诗歌是肉身化的语言。诗歌最醒目也最被低估的形式元素是跨行，但跨行决不等同于任意按回车的轻浮。“跨行”（enjambement），这个法语词的字面意思是“交叉双腿”：交叉双腿，然后才能迈开腿。当我们为一行文字添上双腿，它们就能回旋，起舞，忘却规则，商榷变奏的可能性，腾挪意义的界限；定格之物将颤动起来，静止的图像将被注入灵魂，手抄本上的动物图将成为活物。马拉美写道：“词语（lemot）与整个自然相仿，因此接近一种有机的生命体；词语在它的元音中表现为肉体，在它的辅音中表现为精致的骨架”。

关于语言的肉身性，亨利·伯格森说得更加直白：“如果我们的身体是与我们的意识相匹配的材料，那么，它就与我们的意识共同延展，领悟着我们所感知到的一切，直至通向遥远的星辰。”这不能不让我想起母校都柏林大学的校训——它或许是世界上“最尖端”的大学校训，仅由两个拉丁文词语组成：Ad Astra（向着星辰）。

新年伊始，且让我们再次出发，以思虑为舟，以语言为翼，向着星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