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过90年上海越来越坚强

从“1·28抗战”看中国国防能力成长

1937年淞沪战事再起，中国军队终于实现大规模动员民车，将部队摩托化开往上海前线

19路军的迫击炮阵地，受困于脆弱的军工能力，这些战士每用一发炮弹都要精打细算

19路军在上海北郊构筑的简易阻击阵地，居中的重机枪手和旁边的步兵严阵以待

上海华昌钢精厂工人为志愿军制造水壶

上世纪六十年代，上海制造出中国首台万吨级锻造水压机，代表了一个新兴工业国重型机械制造水平的跃升

当年上海建造常规动力潜艇的场景，得益于拥有像万吨水压机这类“造器之器”，上海担负着国家重大技术装备生产任务

眼下，上海多支高技术民兵分队成为过硬的后备作战力量，图为部队利用地方大型平板车装载装备

上海的飞机生产车间，“上海制造”在新时代里越发熠熠生辉

中国海洋工程领域的“航母”——世界第 六代3000米深水半潜式钻井平台在上海顺利下坞总装

◆白孟宸 朱京斌

1932年，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对上海的进攻，制造震惊中外的“1·28事变”。在全国人民尤其上海民众的支持下，19路军以及后来驰援的第5军苦战月余，粉碎了日军“4小时占领上海”的狂言，鼓舞了全国抗战斗志，为后来全面抗战提供了宝贵经验。就在当年4月2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红色中华》上发表《对日战争宣言》，以最坚决的态度，最积极的行动举起抗日旗帜，在后来的全民族抗战中，觉醒的中国人民坚定地把中国共产党视为中流砥柱。正是在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下，全国人民持续奋斗，不但取得抗日战争伟大胜利，更把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变成走向繁荣富强的新中国。而上海这颗“东方明珠”，也在硝烟散去后散发出更加夺目的光芒。

明珠太珍贵

“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这一名言，阐述了军队和国防要以经济实力为基础这一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20世纪30年代，作为远东第一大城市，上海与全球百余个国家300多个港口有贸易，工业产值和外贸额都占全国一半，上海海关志记载，仅1930年经上海出入内地的贸易货值就达7774万海关两，对年轻的中国民族工商业而言，上海是必须保住的命门。但对侵略中国的东西方列强而言，上海不仅是攫取财富的“乐土”，更是压制中国发展的关键。美国著名记者斯诺的妻子海伦就指出：“外国人控制了上海——而不是中国人。”

帝国主义在上海乃至整个中国的横行无忌，激起中国人民的反抗。1925年，共产党组织成立上海总工会，并在五卅运动中领导了数十万工人罢工，全国600多个城镇、1700余万群众纷纷响应，国际工人阶级也起来声援。更重要的是，这次运动推动了全国民众自发抵制经济侵略，提倡国货，上海民族工业借此东风，迅速扩大钢铁、纺织等工业份额，诞生出中国第一批真正的工业名牌。上海通志记载，五卅运动后，上海重工业就出现大鑫炼钢厂、中国制铜厂、华昌钢精厂等有色金属生产企业，化工业则有正泰、大中华橡胶厂、天原化工厂、中孚染料厂等，机械工业则形成船舶修造、轧花机制造、缫丝机制造、纺织针织机修配、机器安装、公用事业修配、印刷机制造等7个行业。管理人员吸取西方工业经营管理经验，以质求胜，因地制宜，创造华生电扇、华成电机、回力球鞋、大中华轮胎等颇具水准的产品，不仅实现进口替代，更广为出口。上海民众尤其民族资产阶级切身感受到实业救国必须同反帝政治运动结合，才能发挥最大的威力。

诚然，此时中国军政界尚未体会到上海在国防动员上的惊人潜力。除了清末江南制造局发展而来的上海兵工厂，这里还是当时全国唯一兼具化工、橡胶、金属加工甚至汽车工业动员潜力的城市。1929年，吴蕴初创办天原电化厂，以8万银元购买法商远东化学公司二手设备，又用1万元聘用外籍技师班纳，首次建立民营盐酸生产能力，完全能为军事火工品生产提供原料。橡胶方面，1931年上海全市有橡胶制品厂48家，占全国三分之二，从业者达1.2万人，他们已不满足于生产日用橡胶品，开始攻关橡胶轮胎的生产难题。

不仅如此，上海及周边发达的公路网，直接催生了汽车维修和零配件生产等行业。上世纪20年代，上海汽车货运业蔚为大观，至30年代，全市已有汽车货运行260多家，共有货运汽车700多辆，市内大宗物资运输逐渐由人力车转向内燃机车，不少民营企业投身制造齿轮、活塞、气门、化油器等汽车配件领域。这都为国防动员提供了契机。

动员难成功

上海遍地的汽车，原本险些成为改变“1·28抗战”战局的关键。1932年3月1日，日军第11师团在浏河口、杨林口、七丫口开辟登陆场，企图从侧后迂回中国守军本已吃紧的防线。第5军军长张治中急调驻塘桥、田湾的261旅封堵“浏河缺口”，他发现上海民间保有大量汽车，提出动员起来组成摩托化运输队运兵。这明显参考了一战马恩河战役的经验，面对兵临城下的德军，法国首次动员千辆民车组成运输队，将第6集团军从巴黎送到前线，成功阻遏了敌人攻势，拯救了巴黎。

可叹的是，上海车辆动员起来，可汽车司机甚至连汽油都不是掌握在中国人手里。1924年，美孚公司在四川中路开设上海第一座商业加油站，地下埋有两只小型储油罐，置一台手摇加油泵。此后，德士古、亚细亚火油公司也纷纷在闹市区建加油站。但这些加油站都不肯为中国军队供油。无论第5军还是19路军，也都未预先对上海中资汽车企业登记组织，临渊羡鱼之下，仅找到11辆汽车，加之缺乏防空准备，在宝贵的头5个小时左右时间里，才运去一个团的兵力。

由于日军在浏河占领桥头堡，继之突破中国守军78师战役地幅，我军防线被包抄。至3月1日晚9时，上海守军被迫开始总撤退，主力退守嘉定、太仓一线。张治中日后总结时痛定思痛，指出“前后方接济运输不灵活”是未能击退敌军的关键原因。

据张治中之子张素久回忆，1936年张治中以“中央军校野营办事处”之名，开始制定以上海为战场再次同日军对决的作战计划。1937年8月11日夜，鉴于日本舰队抵近吴淞等地，张治中连夜率军从苏州、无锡急进，第二天早上就抵达上海，老百姓清早出门，看见到处是中国军人，禁不住大声欢呼，而这就得益于张治中预先控制了火车、汽车，一夜之间便占领上海预定阵地。

组织很重要

虽然“1·28抗战”的动员工作不尽如人意，但在不少进步的外国记者看来，仍反映出中国民众所蕴含的巨大力量，只不过国民政府不善于利用罢了，只有共产党才真正懂得因势利导。斯诺曾写道：“日本人指控19路军里有共产党人，这到是真的。但国民党当局加以否认，说19路军来上海之前曾在江西打过共产党。其实就在江西的时候，许多19路军士兵接触到农民出身的共产党人，他们就改变了信仰。上海战事结束时，这种影响扩大不已，以致（国民政府）不得不对19路军进行彻底改编，以清除军中几百个这样的革命青年。”

《19路军淞沪抗战回忆》中提到：“淞沪抗战爆发后，共产党在上海的地下组织，通过工会、学生会及其他群众组织，展开对19路军的热烈支前工作。他们策动各界人民组织义勇军、敢死队、情报队等等，有的在前线配合作战，有的担任后方勤务，对作战、供应各方面起了积极有效的作用。如前线冲锋时，需要大量手榴弹，我军请军政部发给被拒绝时，就由总工会动员募集了几万只空烟罐，赶制‘土炸弹’运往前方供用。凡前线迫切需要的交通工具、通信器材、工事物资、医药用品等，均通过各社会组织募集和供应。连前线战士每天两顿伙食，也组织郊区人民分区炊制和输送。”

19路军78师156旅6团团副梁岱回忆：“一开战，上海市各界纷纷派代表来我团慰劳；有的还询问我们最需要什么东西，登记后，翌日即源源送来，如望远镜、防毒面具、手电筒以及医疗用品等，应有尽有。此外还有大量面包、饼干、罐头、腊味等等……由于参战部队日多，送来的慰劳品也越来越多，后来由总指挥部统一接收，然后分配给各部队。”2月6日，19路军登报鸣谢上海各界：“敝军各物品现在已经充足。”

硝烟中，与19路军、第5军并肩作战的上海义勇军里，相当比例是共产党领导的。上海地方志记载，从1月8日至12日，中共在沪西日资企业里组织大罢工，参加者万余人。开战后，全市日商工厂停业，最终形成4万余工人参加、历时近4个月的沪西日商纱厂工人大罢工，且斗争目的从反对资本家取消月赏的经济斗争，转变为反对日本侵略的政治罢工。同时，共产党还组织工人参加义勇军，支援爱国官兵，像300余名熟悉战场周边环境的邮政职工、日用品企业员工组成消防救护队，开赴闸北等地，执行战场急救等任务。据档案记载，这些职工对自己日常活动的区域很了解，他们让主要由广东籍战士组成的19路军在城区穿行自如。美国学者唐纳德·乔丹在研究中日双方史料后承认：“从日资工厂辞职的工厂工人构成许多志愿者单位的核心，这些志愿部队被巧妙地用于执行补给、挖壕沟等保障任务，使19路军老兵和第5军新训士兵集中精力战斗。”

当然，也必须承认，即便有中共地下党及上海民众支持，19路军和第5军对战场情报的掌握仍不如人意。张治中主持的战后总结提到，中国军队本土作战，缺乏有效情报来源，甚至不如侵华日军，因为“敌以侵入军作战，而尚能使用多数汉奸日谍”。而国民政府在抗战爆发前对工业的组织和动员也缺乏章法，“1·28抗战”后，上海兵工厂被迫撤出城区，随后便被汉阳兵工厂等瓜分，造成当时中国急需的冶金和重武器产能进一步稀释，削弱了持久抗战的物质基础。

凤凰终涅槃

直至1949年上海获得解放，这座伟大的城市终于有了真正可靠的领导者和保卫者。

上海地方志记载，刚解放时，全市87种主要行业的1.3万多家工厂开工率仅25.9%，80%-90%江海船只被劫被毁。但抗美援朝开始，上海便迅速动员成为军工生产的重镇，例如1950年长津湖战役反映出我军后勤供应短板，上海“应需而上”，像工业缝纫机产能在3年内翻了几番，有效保证军用被服生产，以益民食品、梅林罐头、泰康罐头为代表的食品企业让志愿军吃上可口的压缩饼干、牛肉和水果罐头等等。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军痛感与敌人在火力上对比悬殊，这也是1932年19路军在对日抗战中的一致看法。为解部队燃眉之急，1954年8月，上海制皂厂根据上级安排，试制军用炸药和火炮驻退液所需的特种甘油，为同年新中国头两款国产火炮——76毫米和122毫米榴弹炮投产发挥巨大作用，而从1955年到1985年，上海累计生产特种甘油超过1.4万吨。

在共产党领导下，上海进入快速发展的轨道，尤其工业制造水平大幅提高，足以承担国防重大工程。上世纪50年代，江南、沪东和求新造船厂承担建造苏联设计的潜艇、护卫舰和猎潜艇。为适应转让建造，这些工厂扩建车间，新建船台，配备各类生产设备，上海还组建了船舶设计单位，并由此奠定了重要船舶基地的地位。在“两弹一星”等国之重器研制中，上海同样发挥了人才供给、尖端加工等方面的优势，像上海手表厂于1960年8月在608军工保密车间试制出航空钟脉冲计数器，为1964年中国第一枚原子弹爆炸准确计时，而上海有机化学所通过集智攻关，构建起中国最早的特种油生产线，制备出润滑用氟油，为核工程作出巨大贡献。

上世纪60年代末，考虑到上海作为我国老工业基地，有良好的工业基础和人才储备，中央提出上海可以搞导弹和卫星。1969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向上海下达“701工程”任务，包括“风暴一号”火箭和“长空一号”卫星的研制任务。1981年9月20日5时28分，一枚“风暴一号”运载火箭从酒泉起飞，经过7分20秒飞行，3颗卫星按照预先设定的顺序逐一与火箭分离，分别进入各自预定轨道，至此，中国继苏联、美国和欧洲之后第4个掌握“一箭多星”发射技术。如今，上海航天作为系统工程的典型代表，其产业涵盖“弹、箭、星、船、器”五大核心领域。2021年12月29日，随着长征二号丁遥四十一火箭在酒泉起飞，成功将天绘-4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上海航天2021年度航天发射任务圆满收官，全年成功执行25次运载火箭发射任务，再创历史新高。

今天的上海，不仅繁荣，而且坚强。2020年，上海全市实现工业总产值3.7万亿元，其中以智能制造装备、航空航天装备、船舶海工装备及微电子装备为代表的高端装备产业实现工业产值5800亿元，占比超过15%。在这些高端装备产业中，蕴藏着保卫祖国、维护和平所需的科技和工业能量。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上海完成了凤凰涅槃般的重振，未来上海也会继续走在高质量发展前列，去拥抱更美好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