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章也曾叫“图书”

文/叶世荪

记得小时候有人把印章、图章称作“图书”。虽说这种用法已在上海话中淘汰，但曾大量出现在元、明、清各类文献中，也曾是近代吴语区的常用口语。

“图书”最初的含义当是图画及文字典藏。汉代《史记·萧相国世家》中就写道：“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以何具得秦图书也。”据考古发现，唐代便有表明属于私家收藏典籍的“图书”印章出现，“图书”一词就是这样和印章联系在了一起。明代陆容《菽园杂记》中说：“古人于图画书籍皆有印记，曰某人图书，今人遂以其印呼为图书。”想来这也许和科举制度有关，因为备考使得私人典籍变得重要。

既然一方小小印章就能表明物件所属，原来的藏书章自然就逐渐变成了简易的身份证明。除了标记图画、文书、典籍等属于个人或家族，学子的作业、信函、呈稿等也都以加印的形式落款。明代詹景凤《詹氏性理小辨》中写道：“印章今俗呼为图书，此缙绅学士所不能无者。”清代小说《无声戏》则从另一面反证了这种情形：“（秦世良）当初读书时节，刻了几方图书，后来不习举业，没有了用处。”

除了被读书人当作私章俗称，“图书”也在其他场合大显身手。《水浒传》第四十回中，神行太保戴宗使用仿刻的“翰林蔡京”图书（印章），结果被识破遭擒。到了元代，那些刚在中原掌权的蒙古人中有许多不会写汉字，这枚称作“图书”的印章便成了他们处理公务的帮手。元代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中说：“今蒙古色目人之为官者，多不能执笔画押，例以象牙或木刻而印之；宰辅及近侍官至一品者，得旨，则用玉图书押字”；甚至还“出太府监所藏历代玉玺，抹去篆文，改造押字图书及鹰坠等物”。到了明代，私章图书也成了检举他人的凭证。《明史》记载：明宪宗擢李孜省“为礼部侍郎，掌通政司事，受密命，访察百官贤否，书小帖，以所赐图书封进”；就是写好报告、封盖上皇帝赐予的特制印章，就能直送给皇帝。据此，有人认为“图书”的称谓是为了让私章有别于官印，有一定道理。

当作印章用的“图书”一词被《简明吴方言词典》《上海方言词典》等作为吴方言、上海方言词收入的原因，可能和明清时期的吴语文献多使用该词有关。这些文献包括：明代李诩（江阴人）的《戒庵老人漫笔》、明代郎瑛（杭州人）的《七修类稿》、明代刘绩（绍兴人）的《霏雪录》、明代陆容（太仓人）的《菽园杂记》、清代李伯元（武进人）的《官场现形记》、清代夏敬渠（江阴人）的《野叟暴言》、清代徐述夔（如东人）的《五色石》、清代李渔（如皋人）的《无声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