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宫玺

韦泱

宫玺老师走了。他在世时，不允别人写他。现在写他，不禁悲从中来。

认识宫玺快三十年了。二十世纪90年代初，我加入市作协，后忝列理事。在诗歌委员会开理事会时，冰夫先生赴澳定居后，宫玺是资格最老的诗人。但他从不倚老卖老，总是喜欢与我这个理事中年纪最轻的小字辈聊天，让我倍感亲切。后来，我知道，宫玺解放初就参军入伍，成为人民空军一员。他最早的诗《星空》写于1948年，那时才十六岁；1956年，开始在《青年报》发表诗作。60年代初，他先后出版《蓝蓝的天空》《银翼闪闪》等诗集。但是，他跟我谈诗并不多，大多是谈读书，谈文坛中的一些热点。我惊讶于他的信息之多，分析之透。

接触多了，他知道我的爱好，悄悄给我一本《冰心文集》第一卷，说是他责编的第一种套书，原计划出五卷，可编选下来，冰心作品太多，还得加一卷。第一卷出版后，冰心非常高兴，特寄赠他一本。后发现印刷上有点瑕疵，在北京家中又当面签赠一本。他在作协理事开会时把复本带来，题字后转赠给我，使我受宠若惊。后来，他又把其他各卷陆续带给我。到第六卷时，他说第一卷印了两万五千册，最后一卷只印一千册，恐怕很多人这部文集配不齐了。我多幸运啊，轻而易举就从宫玺手上得到了如此珍贵的全套《冰心文集》。

之后，我屡屡获得宫玺赠书，不仅是他的诗集文集，还有不少是他的诗友给他的签名本。他先后赠我郭风、耿林莽等诗集《灯火集》《潮音集》，还在扉页上题写道：“朋友赠书原应珍存，奈自思来日无多，子女又非道中人，不如及早转赠爱书之友韦泱先生。”话语中，是满满的情意。

宫玺善解人意，知道我喜欢与文化老人交往，在我去外地公干时，给老友忆明珠、沙白写信，让我随身带上。我从南京到南通，揣着他的信一路顺畅，叩开了忆明珠、沙白两位文坛前辈的家门。宫玺流畅的字迹，就是我与两位初见老人交流的通行证。他们信任宫玺，才会对我敞开心灵大门。我开始与他们交往，并成了一生的忘年交。

现代文学史家丁景唐生前多次对我说，宫玺淡泊名利，读书用功，尤其是“五四”以来的新诗版本，他经眼甚多。丁老是宫玺的顶头上司，是新文学版本专家，能得他的夸奖，实属不易。当年，丁老继重印赵家璧编辑的第一辑《中国新文学大系》后，顺势而为，组织人马续编大系第二辑（1927—1937），临阵点将，指名请宫玺担任《诗歌卷》责编，青年编辑、诗人徐如麒做他助手，周天任《史料卷》责编，郝铭鉴任《理论卷》责编，排出超强编辑阵容。之后，宫玺等随丁景唐社长赴京，拜访文坛大家。初定《诗歌卷》请艾青先生作序，大家心中没底，于是，一行人先去了艾青家。艾青一见宫玺，就说认识，并紧紧握手。宫玺想起，1979年3月，艾青任团长，带领全国诗人访问团进行沿海城市访问，宫玺是团员之一。因为熟悉，大家随便聊天近两个小时。这样，请艾青作序之事就顺理成章，他应允下来。告别时，艾青久久握着宫玺的手说，你这个宫姓很少啊，是真姓宫吗？宫玺笑着回答说是的，是真姓。

宫玺本名宫垂玺，曾用笔名莞尔非玉，多以笔名宫玺写诗行文，亦别具一格。有时与他一起参加诗歌评选等活动，我俩也会谈到诗。他对我说，他写得很少，诗不以量胜。他一年就写几组诗，选最满意的一组给《人民文学》。宫玺惜墨如金，自律苛求，目标高远。这些都使我钦佩，并视为楷模。

宫玺跨进了新年门槛，以九十高龄谢世，亦算高寿。愈近晚年，宫玺对自己的创作思路愈清晰。他说：“早年自然是幼稚的。后来专写空军，如今看来，徒有热情，终嫌肤浅。近二十余年，试图自我真正地飞翔”。

一次，他把刚出版的《宫玺诗稿》签名赠我，说“以前的诗集都不算什么，如果没有这本集子，就没有我”。他敢于如此自我否定，可见是经过反思的，是警醒的。记得老诗人蔡其矫曾评说过宫玺的诗：“把人生经验压缩在每一首诗里，有巧思有奇句，却又朴素易懂，文字功夫不浅”。他的诗就是这样，像吃檀香橄榄，愈嚼愈有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