寿登期颐任溶溶

吴钧陶

任溶溶先生是我老校友、老同事。今年正当他百岁大庆，这是我国文坛、特别是儿童文学界值得庆贺的喜事。许多文章纷纷见诸报刊和网络，我也提起这闲置已久的秃笔，写下一点小事，作为祝贺。

我说是他的“校友”，他可能会觉得惊讶：哪来这样一位同学呀？回忆他读过的小学、雷士德附中、大夏大学中文系，都没有这样一个家伙的人影。这可能会让他觉得我“没头脑”，惹得他“不高兴”了。

我如果说，我们可是“五七干校”的老校友啊。他应该会莞尔一笑，恍然大悟。1968年，上海新闻出版系统四五千人，浩浩荡荡开拔到奉贤滩涂，在海边盐碱荒地上建起“五七干校”。任溶溶属于少年儿童出版社，相当于副总编辑的领导，却分配到养猪场当猪倌。我属于文艺出版社外国文学编辑室编辑，分配到连队工具间管理铁鎝、锄头、扁担等农具。干校占地很大，一望无边。土路纵横，“营房”无数。除了开全校大会，很少有机会与他见面。我那时还不知道大名鼎鼎的儿童文学“权威”任溶溶。后来知道他一边喂猪，一边“本性不改”，偷偷地自学意大利语。古有“对牛弹琴”，今有“对猪学洋文”，真是文坛佳话。当时盛行“读书无用论”，任先生竟然手不释卷，这种精神真令我佩服万分。

再说说他和我是“同事”，这倒货真价实。干校后期，陆续抽调学员回市区工作，记得有“四个面向”的安排，也有人留校做“老山东”（即待了三个冬季）。任溶溶调往干校的“翻译连”，和草婴等几个翻译家翻译《苏共党史》《沙俄侵华史》等“内部书刊”。不久，就调回人民出版社编译室。我则在一个冬天后，被调往上海燎原化工厂仓库，做修旧利废的劳动。在这里认识电影厂演员李明、编剧沈寂等多位名人。几年后，我也调回人民出版社（当时全市合并成这一家独大的出版社），在综合部资料室当了图书管理员，主要是整理外文图书资料。室主任是另一位儿童文学家周大康，即圣野先生，他如今也已年过百岁了。

1978年1月，在外国文学编译室的基础上，成立了上海译文出版社，我俩都得以划归该社。他编辑新创刊的《外国文艺》和《外国故事》，后来成了副总编辑，我的顶头上司。人生聚散皆有缘。原来任溶溶先生和我“来自五湖四海”，却意想不到成为同事。当时，译文出版社在延安中路铜仁路口的一个弄堂里，是一幢花园小洋房。因办公房有限，资料室只能放在伙房楼上的二层阁和三层阁，我的办公桌只能放在二楼室外楼梯口，谁要去三楼藏书室，必定经过我的办公桌前。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常到我这个守在资料室门外的“门外汉”这里来的，就是任溶溶先生。资料室对图书管得很严，除了《艳阳天》《金光大道》等，许多书不能外借。任溶溶好学不倦，嗜书如命。他时常到三楼，在浏览之外，借些日文书籍。他当时跟着电台学日文，对日本文学很感兴趣。我从来没有掌过什么权，想不到书籍出借的“大权”在握，便当起了好好先生。任溶溶要借多少书，我都网开一面。多少年后，他一直记得这件事。

任溶溶成为儿童文学翻译大家，绝非偶然。他掌握英、俄、意、日等多种外语，翻译和创作了近千万字的作品，真是高山仰止，令我望尘莫及，当然更是我学习的好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