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公琦
江泽民同志1985年到上海工作的时候,我是分管财贸和农村工作的副市长,有幸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他的言行风范令我深受教益。我感觉他的个性特点是:感情丰富,为人随和,爱憎分明,表里一致。
他到上海不久就问我:“上海的财力如何?”我说:“就是吃饭财政,连修马路的钱都没有。”知道了上海的家底后,他又问我:“上海的老百姓最希望解决什么问题?”我回答他:“上海的老百姓最关心的是菜篮子,就是每天都要吃的副食品。”
江泽民同志不久就提出了“菜篮子工程”。他说:“我是一名工程师,菜篮子要作为系统工程来抓。”他提出菜篮子工程要加强市场机制,不仅生产这头要放开,销售这头也要放开。那几年,我们就是按照“两头放开”的工作思路,用市场机制来调节,一步一步地走,解决好“菜篮子工程”。
当时的财政比较困难,为解决“菜篮子工程”经费问题,我们建立了一个基金,由企业按职工人数每人出几元钱,汇集成一笔副食品发展基金,解决了经费问题,也就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作为系统工程,“菜篮子工程”的子系统一一推开。首先抓种群,那时上海副食品短缺严重,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种群退化,比如一头奶牛的产奶量只有人家的一半。怎么解决,我们就大量引进奶牛、猪、鸡等的优良品种。
其次是加大规模。当时的养殖规模太小,我们就学习先进经验,改进设备,一个人可以养2000只鸡,一年可以养五到六批,实现规模化生产。
第三就是加强科研工作,比如冬季矮脚青菜、青浦茭白就是上海农科院培养出来的好品种。推行地膜、小棚、大棚的种菜方式,提高蔬菜的成长率。
我们还建立了一批规模化生产的豆制品工厂,每到冬季、夏季蔬菜紧缺的时候,就供应豆制品、黄豆芽、绿豆芽。
当时副食品运输、保存困难,我们就提升仓储、运输水平。此外我们也借助外援,江泽民同志曾经亲笔写信给江苏、河南的领导,我就拿着他的亲笔信去这些省份商购猪肉等副食品。
江泽民同志来上海的时候,肉、油、菜、蛋等副食品都是凭票证购买的,在他离开上海到中央工作的时候,这些副食品票证都不用了,副食品放开供应。同时上海的财力也有了很大的增长,为丰富市场更打下了基础。这充分证明他抓群众最关心的问题取得了实效。
另外一点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江泽民同志始终像老朋友一样关心其他同志。1986年,上海市常务副市长朱宗葆同志突发心肌梗塞成为植物人。江泽民同志经常去医院看望。每次去,他总是反复叮嘱医务人员:“你们一定要全力以赴照料好他。”
江泽民同志离开上海的时候特地关照我:“宗葆同志的家属你要多关心,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了。”他担任了总书记后,在宗葆同志逝世后还专门请宗葆同志的夫人到他家做客,让夫人王冶坪同志陪她参观了中南海。宗葆同志夫人经常说:“宗葆出事的时候,我真的快支撑不了了,没有江泽民同志的一直关心,我活不到现在。”
尽管江泽民同志是领导,但性格随和,没有架子。他有很多爱好,会弹钢琴、拉二胡、吹笛子、唱京剧等。他从总书记岗位退下来之后,有一次在上海和我们联欢,朱镕基同志拉胡琴,他唱京剧《打渔杀家》,那其乐融融的场景至今依然历历在目。
江泽民同志经常引用文天祥《过零丁洋》里的两句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他一生也是这样实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