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嘉骊 在文字中纪念父亲

一九三三年全家合影，自右至左：韬奋和夫人沈粹缜、长子嘉骅、女儿嘉骊、次子嘉骝（竞蒙）

邹嘉骊与二嫂朱中英

邹嘉骊

◆毛真好

去年11月5日，选在邹韬奋、沈粹缜夫妇共同诞辰日这天，邹嘉骊将父母亲的纪念碑揭幕仪式安排在福寿园举行，快92岁的她做了周全的防护措施，乘一个小时的车到青浦，发了言，还与大家合影留念。能让生前“患难与共、恩爱有加”的父母合葬，是邹嘉骊二十多年的心愿。

邹嘉骊的人生总在重复一种奇迹——越是困难的事，越是大家劝她“算了”的事，她越不肯罢休，不愿服输，结果当然是柳暗花明，不负她望。

邹嘉骊用两年多时间完成了《我的文字生涯——循着父亲韬奋的足迹》，并于2020年出版后，她觉得对父亲、对自己算是有了一个交代，“没有什么遗憾了”。从小多病的身体，年事已高的精力不济，都促使她停下来歇一歇。可是，回忆如潮水般涌来，退去之后就会留下诸多往事，邹嘉骊想着，念着，跟随着，渐渐地，她又回到了儿时上海的家，回到谨记桥，回到重庆、桂林、香港、阳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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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店中长大

1930年6月，邹嘉骊出生在重庆南路上的万宜坊，重庆南路当时还叫吕班路。她是五口之家最小的孩子，也是唯一的女孩。记事起，母亲沈粹缜承担着一家之主的重任，料理家务，抚育子女，支持丈夫，每个月的工资不忘留出部分给公公和小叔子，精打细算维持家庭生活。父亲韬奋则夜以继日地深耕于《生活》周刊的编辑出版工作，“九一八”事变后，这本综合性的青年大众读物转变为以抗日为中心的时事政治性刊物，发行量猛增至15.5万份，大受欢迎，也引起当局关注。

随之而来的，是1933年韬奋被迫出国第一次流亡，两年后才回到上海。之后，他又经历四次流亡和一次入狱，直到1944年在上海病逝。因此，邹嘉骊的童年与少年时期，常常跟着母亲和两个哥哥，陪伴、掩护父亲辗转于重庆、香港、东江、桂林等地。与父亲的聚少离多，生活的颠沛流离，养成了邹嘉骊不善言辞，敏感又有些倔强的性格。韬奋去世前，口述遗言里有一句：“小妹爱好文学，尤喜戏剧，曾屡劝勿再走此清苦文字生涯之路，勿听，只得注意教育培养，倘有成就，聊为后继有人以自慰耳。”小妹到了耄耋之年，也没搞清楚父亲是怎样知道她“爱好文学”的，但她确信“勿听”绝不会有错。

兴许得到了心理暗示，抑或耳濡目染，邹嘉骊终究走上了清苦的文学路。她天生对文字敏感，小时候满大街唱抗日歌曲，她听一遍就会，没人教，歌词也记得牢牢的，直到现在还能一字不差地复述。“我没有学历。小学没读完，打仗了；初中没读完，仗还没打完。”邹嘉骊从没想过和父亲一样，靠一支秃笔，靠文字来吃饭。父亲是什么人啊？他用十几个笔名办一份刊物，在苏州监狱里将去英国伦敦博物馆图书馆所写的英文读书笔记整理后编译成《读书偶译》，重病时还咬牙继续写下《患难余生记》和《对国事的呼吁》。

书店中长大的邹嘉骊注定是与文字分不开的。1946年，16岁少女邹嘉骊承担了筹建中的韬奋图书馆剪贴资料、整理图书的任务。一年后，按照地下党的安排，她跟这批图书一起移居香港，租住在一间大房子里，得以终日与书为伴。她还记得，前辈徐伯昕要她找一张地图，用红笔标记解放战争的进展，引导她关心时事。一辈子自称“只有小学文化水平”的邹嘉骊，是相信笨鸟应该先飞，勤能够补拙的。她先参加了中央宣传部出版委员会业务训练班，结业后进入新中国书局（三联书店副牌）当营业员，学会捆扎图书和背四角号码。水平渐长，便被调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做了七年校对。这七年，为她的语言文字能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她记性极好，几个月前偶然提及，当年冯雪峰社长认得她，打过招呼，想必与父亲有过交往。一查，果然，1937年8月，冯雪峰与茅盾一同参加了韬奋、胡愈之组织的一个会议。

1958年，为照顾独自生活的母亲，邹嘉骊又调进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即现在的上海文艺出版社，开始长达三十年的编辑工作，心灵上与父亲有了交集和对话。对于新闻记者、出版家父亲，邹嘉骊在不同的年龄阶段有不同的感受。

父亲去世十周年之际，24岁的邹嘉骊第一次写了与之相关的纪念文章《爸爸，你的理想实现了！》。她笔下的父亲是一名斗士，而自己像战士，满篇豪言壮语犹如战斗的檄文。这算理解了父亲吗？等到三十年后，她受上海韬奋纪念馆之托参与《韬奋画传》文字编写时，才突然意识到：父亲作为榜样、偶像，也是一步步成长起来的；父亲的奋斗和经受的迫害，她是感同身受的；读父亲的文章，她能深切体会曾经的时代和处境；她觉得对父亲了解得还是太少，决心投入父亲著作的整理出版工作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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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怕坐冷板凳

一投入就是四十年。从《韬奋著译系年目录》《忆韬奋》《韬奋全集》《韬奋年谱》，到《别样的家书：宋庆龄、沈粹缜往来书信集》和《我的文字生涯》，邹嘉骊没有停下过脚步。《韬奋全集》800万字，用了十年，《韬奋年谱》140万字，又用了十年。最初不会用电脑，只好手工操作，一张张卡片抄出来，邹嘉骊至今保存着当年的“手工”作品。她还手持介绍信，与二嫂朱中英到外地的档案馆，一人审读一人记，一干就是七八天。

邹嘉骊不怕坐冷板凳，不要说一年半载，十年二十年不也这样熬过来了吗？她也不在乎旁人冷嘲热讽，文字工作靠的就是不断积累和持之以恒，就算短时间里没有结果，她也相信一定会有丰收的时节。2015年，为纪念韬奋诞辰120周年，邹嘉骊将《邹韬奋年谱长编》修订出版，该书荣获“上海图书奖”一等奖，大哥家华特地从北京寄来挂号信，在获奖消息上批注：“祝贺加力获得的荣誉，是长年辛勤劳作的荣誉。”其中的“加力”是嘉骊的谐音，也是她的曾用名。

这比鲜花和掌声更值得！作为后代中唯一与文字打交道且从事父亲事业相关工作的人，孤勇者邹嘉骊，很想对得起自己的名字和身份，她不知道父亲会不会满意，她做得好吗？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吗？在她看来，父亲的文章，不亚于母亲给予她的勇气与温暖，是她一路走来的精神力量。只要还活着，她想把一个有血有肉，有高尚品格的父亲呈现给每一位读者。

小邹成长为老邹，嘉骊也变成了邹老师。许多人见证了邹老师、邹大姐、老邹的勤恳和不懈。

原上海文艺出版总社社长江曾培是她的老同事，他在文章中写道：“嘉骊读书、卖书、校书、编书，像她父亲一样，一生都在用笔为人民服务，为社会造福……她还责编了一些佳作名著，包括巴金的《寒夜》。嘉骊继承了作为出版大家父亲的优良传统，编辑工作常闪烁着可圈可点的光亮。而离休后三十年推出的韬奋遗作，系统、完整、准确，更是做了前人所未做，高扬了极为珍贵的韬奋精神，可谓‘三十年辛苦不寻常’。”

作家王周生与邹嘉骊从1974年编辑《农场的春天》时就相识相知，她们与专业作家郭卓组成“三结合”，结下了很深的情谊。《我的文字生涯》编辑过程中，邹嘉骊得了面瘫，一度入院治疗。大家轮流安慰她，面瘫难根治，要保重，不要影响生活质量和个人情绪。她不信邪，吃药、锻炼，也用偏方，总之没有消沉和放弃，竟然奇迹般地好转了。待王周生获知消息时，新书出了，面瘫也逐步恢复正常。王周生跑到家里来慰问，连连称赞：“邹老师了不起，意志力坚强。离休二十年，身体欠佳时，能做成‘全集’‘年谱’这样的大事，如今九十多岁，依旧笔耕不辍，经手的几部书是中国近代文化史的瑰宝，可以说功德无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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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信苦尽甘会来

久不出门的邹嘉骊依然能感受到四季的更迭。二楼的阳台窗外，夏季是绿色，秋季是黄色，冬季是白色。小方阿姨买回时令蔬菜，也给她报告外面的情况。四五月份全市静态管理期间，邹嘉骊接收到不少关心的电话和微信。她听别人抱怨、诉苦，平静而温和。她讲，她从战争中走来，却有幸参加开国大典。“现在这些暂时的困难算什么呢？”邹嘉骊坚信，苦尽就会甘来。

因糖尿病加上眼疾，邹嘉骊的视力越来越差，无法阅读，也很难打字，只能靠小方转述和转达。即便如此，她靠着韧劲和执着，争取到了《抗战》三日刊的再次影印出版。视力稍好时，她拿放大镜一个字一个字辨认，发现韬奋在卢沟桥事变后创办的这本刊物，集合了大批响当当的作者，像金仲华、宋庆龄、冯玉祥、潘汉年等，她提出用索引的形式把作者群呈现出来，“三百三十多位作者，重现历史舞台，他们称得上是一支隐蔽战线上的文化大军”。

正是在《抗战》三日刊的编辑出版过程中，父亲韬奋通过张仲实结识了周恩来，周恩来还为他字斟句酌地修改文章，并接受请求，到生活书店作报告，勉励同人，鼓舞抗战斗志。

邹嘉骊不擅长与人打交道，尤其是陌生人，但是有过几件“丰功伟绩”，让她记忆犹新。20世纪80年代末，为了给刚成立的中国韬奋基金会找合适的办公地点，她大着胆子敲开时任副市长倪天增的家门，从此长乐路陕西南路口的独栋房子里，基金会有了自己的家。她也为了几间办公室不被他人挪用拍过出版局局长的桌子，据理力争。熟悉的人都知道，邹老师宽容、低调，但绝不胆怯，也不会轻易妥协。

邹嘉骊的文字生涯尚未到达终点，她还有工作要做，还有文章要完成。与她几乎同龄的生活书店今年正好90岁，韬奋等人曾经合力将这座文化堡垒发展成拥有遍布全国的55家分店、出版20余种杂志及上千种图书的宣传阵地，他们所倡导的“竭诚为读者服务”精神，也让与这家书店一脉相承的三联书店成为知识分子的家园。

今年6月，邹嘉骊将韬奋生前用过的书桌“还”给了上海韬奋纪念馆。在这张书桌上，韬奋翻译出《革命文豪高尔基》。从万宜坊来，再回到万宜坊，她知道，这是小妹对父亲最好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