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南邨
三年里,曾想到李笠翁用“本性酷好之药”防疫之事,但此“药”毕竟与医药防治不同,况且这疫不是那疫,也就放下不提。如今不妨旧闻新说,给尚不知此事者添点趣话解闷:何物竟然“才一沁齿而满胸之郁结俱开,咽入腹中则五脏皆和,四体尽适,不知前病为何物矣”?
明末清初的李渔李笠翁,在文人中算得上全才,诗、文、小说、戏剧,花木、建筑、饮食、医药……无所不通,而且多有高见。“庚午之岁,疫疠盛行,一门之内,无不呻吟,而惟予独甚。”“庚午”当是明崇祯三年(1630),这一年有疫情,笠翁全家人感染,别人都已痊愈,疫魔仍缠住他不放。或许是因病不思饮食之故,笠翁想到了他的“酷好之药”。
笠翁知医,而且知病源、知病理、知祛病之道。他在《闲情偶寄·却病》中说道“病未至而防之”“病将至而止之”“病已至而退之”,这种观点在今天看来也有科学道理。他说“病已至而退之”要“静”:“敌已深矣,恐怖何益?‘剪灭此而朝食’,谁不欲为?无如不可猝得。宽则或可渐除,急则疾上又生疾矣……病人之心专一,则医人之心亦专一,病者二三其词,则医人什百其径,径愈宽则药愈杂,药愈杂则病愈繁矣。”他还让病人主动配合医生,如实告诉病因,不要仅凭按脉:“能悉脉理而所言必中者,今世能有几人哉?”治病在无仪器诊断、无化验分析的时代,笠翁之论确是精妙,想来当年即使是专业上、中、下医的上医,也不好说他的这番话是一派胡言。
“本性酷好之药”,为《闲情偶寄·疗病》七“药”之一,皆是“病不服药,如得中医”的笠翁之方,此方介绍的是“本性酷好之物可以当药”。李先生说,“凡人一生,必有偏嗜偏好之一物,如文王之嗜菖蒲菹,曾晳之嗜羊枣,刘伶之嗜酒……”他本人偏嗜杨梅,自言“每食必过一斗”。笠翁病间,正是杨梅上市之时,问妻孥杨梅事,回答暂时没有,大约还要等待几天。原来他们私下问医生染此疫者是否可食杨梅,医生说:“其性极热,适与症反。无论多食,即一二枚亦可丧命。”哪知街巷偏有卖杨梅的呼声传来,笠翁质问家人,他们以医生所言对之。笠翁说:“碌碌巫咸,彼乌知此?急为购之!”结果是“才一沁齿……病遂以此得痊”。
笠翁用杨梅防疫增进食欲并非蛮干,他以自身经历说:“由是观之,无病不可自医,无物不可当药。但须以渐尝试,由少而多,视其可进而进之,始不以身为孤注。又有因嗜此物,食之过多而成疾者,又当别论。不得尽执以酒解酲之说,遂其势而益之。”如此说来,酷好之物当药也不可任性而为,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者,盲目效法,将受其害。
《闲情偶寄·疗病》还有“其人急需之药”“一心钟爱之药”等六种,正如食杨梅之方,说得都挺有意思,用之防治时下之疫则不可行,当作趣话一观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