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2月29日 星期日
葬花三章
第14版:星期天夜光杯/国学论谭 2023-05-07

葬花三章

黛玉葬花 戴敦邦 绘

◆邵毅平

时令已至季春,节气已交立夏。“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杜甫《江南逢李龟年》)落花,是古典文学的传统题材之一,自诗骚以来,便受到古今文人的广泛吟咏。今天,且来说说与之相关的“葬花”。

《红楼梦》里的“黛玉葬花”,是文学中的经典情节,也是千古流传的佳话,为“红迷”们所津津乐道。不过,其实它前有来龙,后有去脉,前可见古人,后可见来者。只不过它的榜样,不是文学中的情节,而是生活中的实事;而它的效颦,虽仍在文学中发生,却导向了新的文学。葬花三章,既串起了中国文学的明珠,也印证了审美趣味的变迁。

壹 唐伯虎葬花

明弘治十八年(1505),唐寅三十六岁,是年,他在苏州桃花坞建成桃花庵别业。桃花坞是当时苏州的景胜之一,唐寅《姑苏八咏》组诗的第四首便是吟咏桃花坞的,从中可以想见桃花坞当日的景象:“花开烂漫满村坞,风烟酷似桃源古。千林映日莺乱啼,万树围春燕双舞……”江南三月里的桃花是异常美丽的,一株两株尚不觉其奇,倘是千树万树,则如云如霞,欲烧欲燃,使人怦然心动,流连忘返。唐寅选择在桃花坞建造自己的别业,充满着浪漫气息与唯美色彩。

桃花庵成了唐寅后半生二十年的寄躯之地,也成了唐寅与朋友们的聚会之所。唐寅非常喜欢自己的这处别业,特地为它写了一首脍炙人口的《桃花庵歌》:

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里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换酒钱。酒醒只在花前坐,酒醉还来花下眠;半醒半醉日复日,花落花开年复年。但愿老死花酒间,不愿鞠躬车马前;车尘马足贵者趣,酒盏花枝贫者缘。若将富贵比贫贱,一在平地一在天;若将花酒比车马,他得驱驰我得闲。别人笑我忒风颠,我笑他人看不穿;不见五陵豪杰墓,无花无酒锄作田。

在这首诗中,唐寅透露了自己建造桃花庵别业的动机,乃是和他那非功利人生观息息相关的。正如他在《把酒对月歌》中也唱到的那样:“……我也不登天子船,我也不上长安眠。姑苏城外一茅屋,万树桃花月满天。”唐寅用作为非功利人生观之象征的“万树桃花”与满天月光,否定了作为功利人生观之象征的“长安”与“天子船”。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桃花庵本身便是唐寅非功利人生观的一个象征,是他那背时傲俗的生活态度的一个见证;而《桃花庵歌》则是他的这种人生观和生活态度的宣言,是对于“科场案”后绝望的人生处境的精神突围。

然而不限于此吧。在中国的诗歌传统中,一些常见的花卉意象,常被赋予特定的象征意义。正如杜甫“轻薄桃花逐水流”(《绝句漫兴》其五)之句所表现的,相比于“高洁”的梅花、“富贵”的牡丹之类,“夭夭”的桃花有时不免被视为“轻薄”,带点“暧昧”,常让人联想到美丽然而有点“妖”的女子,而她们也正是唐寅后半生不幸岁月中的慰藉。选择与桃花而不是梅花相伴的唐寅,联系他后半生那风流倜傥的生活来看,在其精神气质上和潜意识里,同样具有某种对传统审美定势的叛逆心理。

又据当时人记载,在桃花庵里,唐寅还有别开生面之举:“唐子畏居桃花庵,轩前庭半亩,多种牡丹。花开时,邀文徵仲、祝枝山赋诗浮白其下,弥朝浃夕,有时大叫痛哭。至花落,遣小伻一一细拾,盛以锦囊,葬于药栏东畔,作《落花诗》送之,寅和沈石田韵三十首。”(《六如居士外集》卷二《诗话》)

耐人寻味的是,唐寅咏的是桃花,葬的却是牡丹。牡丹与桃花,在中国诗歌中意象迥异。与桃花的“夭夭”“轻薄”不同,牡丹则是富贵繁华的象征,也是大众审美趣味的标志。众所周知,宋代周敦颐的《爱莲说》,以“莲”象征“君子”(士大夫),以“菊”象征“隐逸”(隐士),以“牡丹”象征“富贵”(世人):“自李唐来,世人盛爱牡丹”,“牡丹,花之富贵者也”,“牡丹之爱,宜乎众矣”。白居易曾讥刺:“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秦中吟·买花》)欧阳修也写过:“洛阳之俗,大抵好花。春时,城中无贵贱,皆插花,虽负担者亦然。花开时,士庶竞为游遨……至花落乃罢。”(《洛阳牡丹记》)明人之爱牡丹者,甚至撰有《牡丹史》:“记一花木之微,至于规仿史例,为纪、表、书、传、外传、别传、花考、神异、方术、艺文等目,则明人粉饰之习。”(《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一直到今天,在所谓“国花”的票选中,牡丹还总是名列榜首。

唐寅以吟咏桃花标榜自己的特立独行,却以葬牡丹显示了从众随俗的审美趣味,这与他在佯狂表象下骨子里的道德感,也就是他所谓的“些须做得功夫处,莫损心头一寸天”(《五十言怀》),应该也是一致的吧。后人也指出过同样的事实,说唐寅“虽任适诞放,而一毫无所苟”(蒋一葵《尧山堂外纪》)。我们看唐寅的字,稳重端方,中规中矩,也能感受到这一点。

贰 林黛玉葬花

“葬花”这种非唐寅想不到、做不出的奇异举动,对后世的中国文学竟然发生了潜在的影响:《红楼梦》里著名的“黛玉葬花”情节,其实就是对唐寅葬牡丹之举的呼应。

《红楼梦》经常提到唐寅,可以看到唐寅的影响。如贾雨村论天地生人,有一等不上不下、亦正亦邪之人,则为情痴情种、逸士高人、奇优名倡,所举近日之人中即有唐伯虎(第二回);宝玉游宁国府花园赏梅,一时倦怠欲睡中觉,秦可卿引至上房内间,宝玉见贴着励志的《燃藜图》,心中便有些不快,秦氏转引至自己房内,见贴着唐伯虎香艳的《海棠春睡图》,宝玉便含笑连说“这里好”(第五回);薛蟠邀宝玉赴席,说看见一张春宫,画得着实是好,是“庚黄”画的,宝玉猜是“唐寅”,薛蟠念了别字(第二十六回)。以上这些对唐寅的正面评价,都反映了曹雪芹本人的看法。

在曹雪芹祖父曹寅(请注意与唐寅同名)的诗中,已有“百年孤冢葬桃花”之句,可见“葬花”乃是曹家祖传韵事。曹雪芹也许受过乃祖影响,但以动人的描写青出于蓝。

宝玉一回头,却是林黛玉来了,肩上担着花锄,锄上挂着花囊,手内拿着花帚。宝玉笑道:“好,好,来把这个花扫起来,撂在那水里。我才撂了好些在那里呢。”林黛玉道:“撂在水里不好。你看这里的水干净,只一流出去,有人家的地方脏的臭的混倒,仍旧把花糟蹋了。那犄角上我有一个花冢,如今把他扫了,装在这绢袋里,拿土埋上,日久不过随土化了,岂不干净。”(第二十三回)

那是姐妹们与宝玉移居大观园后的第一个春天,时为中历三月中旬(据该年芒种日期推算,约当西历4月下旬),两人所葬的是桃花。看黛玉有花锄、花囊、花帚等全套行头,应是移居大观园后专为葬花置办的。在怜花惜花这方面,宝玉、黛玉不约而同,想到一块去了,说明他俩情趣相投,三观接近;而处理落花的方式,则宝玉接受黛玉的。

又过了一个多月,到了中历四月二十六日,时交芒种节气(西历6月5、6日左右),宝玉、黛玉再次葬花,这次葬的是凤仙、石榴等各色落花。

宝玉因不见了林黛玉,便知他躲了别处去了……因低头看见许多凤仙、石榴等各色落花,锦重重的落了一地,因叹道:“这是他心里生了气,也不收拾这花儿来了。待我送了去……”便把那花兜了起来,登山渡水,过树穿花,一直奔了那日同林黛玉葬桃花的去处来。将已到了花冢,犹未转过山坡,只听山坡那边有呜咽之声,一行数落着,哭的好不伤感。(第二十七回)

于是他便听到了正把些残花落瓣去掩埋、由不得感花伤己、哭了几声的黛玉随口念的葬花词,听到“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等句,宝玉不觉恸倒在山坡之上,怀里兜的落花撒了一地(第二十八回)。

看黛玉整个春天不止一次地葬花,就可以知道,她葬的不是某种特定的花,而是各种花。她葬花的目的,是让花日久随泥土化了,而不要被人踩踏糟践。更重要的是,她把自己拟物化为落花,借落花象征自己的命运:“愿奴胁下生双翼,随花飞到天尽头。天尽头,何处有香丘?未若锦囊收艳骨,一抔净土掩风流。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沟。”

在黛玉所葬的各种花卉中,最具象征意义的应属桃花。在第七十回里,黛玉还写了一首《桃花行》,把自己与桃花作了对比。如上所述,同样是葬花,唐寅咏的是桃花,葬的却是牡丹;而黛玉葬花,其实是在继承唐寅葬花的基础上,把唐寅的咏桃花、葬牡丹双轨合一,把葬花从风流之举和行为艺术,转化为一种人格象征和命运预言,从而将葬花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而黛玉那首让宝玉听了“不觉恸倒”的葬花词,其流丽婉转的节奏和回环往复的结构,让人强烈地感受到了《桃花庵歌》的影子。这种节奏流丽婉转、结构回环往复的七言歌行,到初唐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等本已臻于极致,但在宋以后却受制于一脸严肃的律诗而难得再见。因而,唐寅喜作以《桃花庵歌》为代表的这类七言歌行(唐寅集中有《咏春江花月夜》七言诗一首、《春江花月夜》五言诗二首),曹雪芹借黛玉之口咏葬花词、《桃花行》及“拟《春江花月夜》之格”的《秋窗风雨夕》,其实也可以看作是他们对宋以后诗歌陈陈相因境况的一种审美突围,而这种审美突围,与在现实生活里他们对绝望的人生处境的精神突围也是一致的吧!

叁 何梦霞葬花

近代小说《玉梨魂》(1912)里何梦霞葬梨花的场面,自称效仿了《红楼梦》中黛玉葬桃花等情节,也带有唐寅在桃花庵中葬牡丹的影子。

《玉梨魂》开宗明义第一章就是“葬花”,写主人公何梦霞客居窗外有两株花,一株是已经开残的梨花,一株是含苞欲放的辛夷,风神态度不一其情,荣瘁开落各殊其遇。何梦霞同情已残之梨花,无视方开之辛夷,人之所弃,彼独爱之,人之所爱,彼独弃之。是夜东风大作,梨花飘零,他替花担忧,一夜未睡。早起推窗而望,惨见枝头褪雪,地上眠痕,一片白茫茫,触眼剧生悲痛。

(梦霞)荷锄携囊而出,一路殷勤收拾,盛之于囊,且行且扫,且扫且哭,破半日功夫,而砌下一堆雪,尽为梦霞之囊中物矣。梦霞荷此饱盛花片之锦囊……急欲妥筹一位置之法,而踌躇再四,不得一当。忽猛醒曰:“林颦卿葬花,为千秋佳话,埋香冢下畔一块土,即我今日之模型矣!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多情人用情,固当如是。我何靳此一举手一投足之劳,不负完全责任,而为颦卿所笑乎?”语毕,复自喜曰:“我有以慰知己矣!”遂欣然收泪,臂挽花锄,背负花囊,抖擞精神,移步近假山石畔……寻得净土一方,锄之成窖,旋以花囊纳诸其中,后以松土掩其上,使之坟起,以为后日之认识……此时梦霞之面上,突现出一种愁惨凄苦之色,盖彼忽感及夫身世之萍飘絮荡,其命之薄,正复与此花如出一辙……于是高吟颦卿“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之句,不觉触绪生悲,因时兴感……埋香冢前之颦卿,犹有一痴宝玉引为同调,今梦霞独在此处继续颦卿之举,颦卿固安在耶?笑梦霞之痴者何人耶?能与梦霞表同情而陪泪者又何人耶?梦霞之知己,则仅此冢中之花耳……梦霞至此,已哭不成声矣。

一望而知,这是对于“黛玉葬花”的深度模仿。然以年过弱冠之文艺青年,效颦豆蔻年华之多情少女,在后世读者看来,总不免有点滑稽。如果何梦霞葬花止步于此,那就不值得读者多费精神了,正如宝玉看到龄官手拿簪子在地上画“蔷”字,却误以为她是在掘土埋花时所批评的那样:“难道这也是个痴丫头,又象颦儿来葬花不成?若真也葬花,可谓‘东施效颦’,不但不为新特,且更可厌了。”(第三十回)

然而,《玉梨魂》既把“葬花”置于篇首,使之成为全书的引子与纲领,则其意义自不会止于“效颦”。果然读下去读者才知道,原来梨花和辛夷,分别象征何梦霞客中邂逅的两位女子,一位是其所教学生的寡母白梨影,一位是白梨影的小姑崔筠倩。何梦霞挑战当时的世俗观念,不爱青春未嫁的崔筠倩,偏爱年长守寡的白梨影,演出了一曲荡气回肠的浪漫悲歌,最终以白梨影以死报小姑、崔筠倩以死殉寡嫂、何梦霞在武昌首义中以殉国代殉情而告结束。小说以何梦霞葬花始,以何梦霞凭吊花冢终,梨花与白梨影二而一,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闭环。“始则独哭此花,既则与人(白梨影)同哭此花,今则复哭此同哭此花之人。花魂逝矣,花影灭矣,哭花以哭人,复哭人以哭花……而此一部悲惨之《玉梨魂》,以一哭开局,亦遂以一哭收场矣。”(第二十八章《断肠》)黛玉葬花无此结构功能。

“寂寞空庭春欲晚,梨花满地不开门。”(刘方平《春怨》)“砌下梨花一堆雪,明年谁此凭阑干。”(杜牧《初冬夜饮》)“惆怅东栏一株雪,人生看得几清明。”(苏轼《东栏梨花》)“欲黄昏,雨打梨花深闭门。”(李重元《忆王孙·春词》)在中国诗歌的花卉意象中,梨花以“飘零”“伤逝”为其特征,故《玉梨魂》以之喻白梨影。何梦霞的葬梨花,仿林黛玉的葬桃花,却又不一其趣,加上唐寅的葬牡丹,遂成鼎足之势,显示了时尚的变迁。

在今天看来,虽然已非传统的才子佳人小说,但这仍是一个俗套的言情故事;然而在民初当时,传统小说中并无此类作品,也不见类似的内容和观念(爱上一个不该爱的人),而应是受了外来小说的影响,比如《巴黎茶花女遗事》(1899)之类(在第二十九章《日记》中,作者徐枕亚借何梦霞友人秦石痴之口,变相誉己为“东方仲马”)。小说第十八章《对泣》,写两情人受奸人播弄,不得已竟夕谈衷释疑,长夜将尽,白梨影促何梦霞离去:“‘今日之事,可一而不可再。天将明矣,君宜速去,此间不可以久留也。’乃低唱泰西《罗米亚》(《罗密欧与朱丽叶》)名剧中‘天呀天呀,放亮光进来,放情人出去’数语,促梦霞行。梦霞不能复恋,珍重一声,惨然遽别。”——竟然唱起了西剧中的黎明怨別曲(alba),有力地暗示了其所受的外来影响。然而发乎情仍止乎礼义,感以心而不以行迹,小说最终与《罗密欧与朱丽叶》貌合神离,显示了其“半吊子”的尴尬。

然则,接受外来影响的民初小说,仍需以“葬花”这一旧瓶,来装新内容新观念的新酒,表现新旧道德观念的冲突,其间种种凿枘可笑之处,却值得后世读者的同情。这是因为,没有这样一个尝试摸索的过程,也就不会有后来的“五四”新文学。

巧合的是,现实中的唐寅,小说中的林黛玉、何梦霞,这些葬花的奇人都是姑苏人。然而,写林、何葬花的都不是姑苏人。这应是文人们于有意无意间,在向葬花的鼻祖唐寅致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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