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田走了

张宝林

9月1日凌晨，99岁高龄的老田（田钟洛，笔名袁鹰）走了。现在，知道老田的估计不多，但德高望重、著作等身、写过《井冈翠竹》的著名作家袁鹰，大家一定耳熟能详。

其实，老田不仅是作家，也是报人。他1952年从上海解放日报调到人民日报编副刊，后来当副主任、主任，直至退休，从没离开过新闻岗位。他当了一辈子的作家，也做了一辈子的报人。

我和太太高宁也当过记者，而且在人民日报工作多年，所以和老田有了特殊的关联。我们在社科院新闻系读研时，他是新闻系的导师，这是一层师生关系。研究生毕业后，高宁在文艺部他的麾下当编辑，又是上下级关系。在他的指导下，我学写杂文、散文，得到过他很多具体帮助和鼓励，一些作品也在他主持的“大地”副刊发表。他还给我写过信，专门谈“曲笔”的运用，使我受益匪浅。后来，我兼任新民晚报“夜光杯”特约编辑，又经常约老田给“夜光杯”写稿。几重关系，拉近了我和老田的距离。

有一件小事值得一记。2014年底，朋友告诉我，第二年上海要办一本强调地域特色的新杂志，想请老田写个卷首语，主要谈谈京派和海派的关系。我去找他，开始他说写不了，一是没想过这个事儿，二是马上要稿，时间太紧了。受朋友之托，完不成任务不好交代。我就磨叽上了，说您是大家，在上海上过学，上过班，后来又常住北京，这个文章您写最合适。要不这样，您口授，我整理，您再定稿。他终于同意了。当天，他就说了一些想法，回家后，我根据录音，又增加了一些内容，整理好第二天送去，得到了他的认可。他略作修改，小文就写出了深意，上海的朋友非常满意。特别有趣的是，这个“催”出来的稿子，促使他详细回忆了青少年时代在上海的求学求职之路，很有点歪打正着的意思。

其实，我之所以在老田面前敢于那么“放肆”，个中还有个秘密。我的岳父母高集、高汾，都是老田的老朋友。老田和我岳父，都是上世纪50年代初进入人民日报的，风雨同舟数十年。我的岳母早年是大公报的名记者，老田说他从学生时代起，就读过我岳母高汾的文章。他们保持着终生的友谊。这样的父执关系，让我们在他面前，常常像孩子一样，既能感受到父亲般的关爱，也敢在他面前，有点任性甚至撒娇。岳父岳母先后于2003年和2013年去世，他都亲自到家中吊唁。岳母去世后，老田还写了一篇感人至深的文字，我们把它印在了特制的小折页上：

高汾大姐在耄耋高龄离世，按传统说法应该称为“白喜事”，不该用眼泪送行。但是我骤闻噩耗之际，仍然抑止不住浓重的哀伤。七十五年前，一个十八岁的如花少女，跟着姐姐离开江南故土，奔向大西南后方，献身抗日救亡的浩荡洪流，从此开始一个新闻战士风风雨雨、多姿多彩的人生，也从此没有放下为国为民、同样多姿多彩之笔，那支当年曾被郭沫若赞誉为“生花”妙笔，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即使在身陷囹圄、遇难受辱的年月，也不论当记者还是当编辑，她都不曾搁过笔。她一生坦坦荡荡，纯正无私；她待人真挚热情，温文尔雅；她对事业勤恳踏实，一丝不苟。她的品格和作风，博得同辈和后辈的尊重。

2010年，我为岳父母写了一本书《各具生花笔一枝》。老田读后，写了一篇2000多字的长文《生花妙笔为哪般》，发表在人民日报读书版上，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老田在人民日报文艺部，是个符号性的存在。他的去世，在报社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报社的微信群，一整天充溢着如潮的哀思。大家从不同角度，回忆他的嘉言懿行，缅怀他的人格魅力，还下载了许多不同时期的照片，供大家缅怀。下面让我引述几段群里的微信，作为这篇小文的结束语吧——

“老田于我亦师亦友，常常挂念于心，不曾想到他竟走得这么快。中午躺在床上，一闭眼老田就在我眼前……他总是那么谦虚、平易与人亲近。”

“老田敬仰邓拓给我印象深刻。他在多篇文章里提到邓拓的才气、忠贞与德行。在《玉碎》这篇文章里称呼邓拓是卓越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政论家、历史学家、新闻学家、诗人、杂文家、书法家，是一个忠贞正直的共产党人，一位卓越的知识分子。如果对邓拓没有深刻的认识和了解是不可能作出这样的称呼和评价的。”

“大学一毕业，走进社会遇到的第一个领导，是老田。可以说，这辈子用什么样的眼光看社会，这第一个领导如果让你佩服，就是定基调的。每周的部例会，老田跟大家谈形势、谈工作、谈宣传，如聊家常。大事奇事，在老田云淡风轻，而是非去从，听者判然。离开报社几十年，偶尔再去探望，跟他聊天，总是怀着当年文艺部周例会时的心情，聆听他的智趣。他记忆之好，思维之敏捷，九十岁以后丝毫不减……”

“我一直在回忆，那时在报社一些老领导老前辈面前，我们这些年轻人都是有啥说啥，没大没小，不说假话和套话，活得很自在很轻松。”

老田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