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谪仙醉草吓蛮书》的虚与实

连环画《李谪仙醉草吓蛮书》

《古今奇观》中的《李谪仙醉草吓蛮书》插图

◆邵毅平

晚明冯梦龙所撰“三言”之一的《警世通言》（1624）里，有一篇《李谪仙醉草吓蛮书》，写李白利用其卓越的外语能力，“书草和番威远塞”，“吓蛮书草见天才”，为唐玄宗打赢了一场外交仗——此前热映的电影《长安三万里》如采入此故事，当使李白的形象增色不少。

一

话说唐玄宗在位期间（712—756），忽一日，有番使赍国书到。玄宗敕宣翰林学士拆看番书，却“皆是鸟兽之迹”，全然不识一字；让杨国忠开看，杨国忠亦不晓得；天子宣问满朝文武，也并无一人晓得，不知书上有何吉凶言语。龙颜大怒，喝骂朝臣：“枉有许多文武，并无一个饱学之士与朕分忧！此书识不得，将何回答发落番使？却被番邦笑耻，欺侮南朝，必动干戈，来侵边界，如之奈何？”贺知章保荐李白能辨识番书，天子钦赐李白进士及第，命侍臣捧番书赐李白观看。李白看了一遍，微微冷笑，对御座前，将番书以唐音译出，宣读如流。君臣这才知道，原来是道战书：

渤海国大可毒书达唐朝官家：

自你占了高丽，与俺国逼近，边兵屡屡侵犯吾界，想出自官家之意。俺如今不可耐者，差官来讲和，可将高丽一百七十六城让与俺国，俺有好物事相送：太白山之菟，南海之昆布，栅城之豉，扶余之鹿，莫颉之豕，率宾之马，沃州之绵，湄沱河之鲫，九都之李，乐游之梨，你官家都有分；若还不肯，俺起兵来厮杀，且看哪家胜败！

众官听罢，不觉失惊，面面相觑；天子听了番书，龙情不悦，沉吟良久，方问：“今被番家要兴兵抢占高丽，有何策可以应敌？”两班文武，如泥塑木雕，无人敢应。仍是李白献计：“来日宣番使入朝，臣当面回答番书，与他一般字迹，书中言语羞辱番家，须要番国可毒拱手来降。”圣心大悦，即日拜为翰林学士。

次日，圣旨宣番使入朝。李白手捧番书，用番语朗声而读，一字无差。番使大惊，战战兢兢，跪于阶下。李白奏请天子传旨，教杨国忠捧砚，高力士脱靴，手不停挥，须臾草就，字画齐整，并无差落，就御座前以唐音朗诵一遍：大唐开元皇帝诏谕渤海可毒：

自昔石卵不敌，蛇龙不斗。本朝应运开天，抚有四海，将勇卒精，甲坚兵锐……况尔海外小邦，高丽附国，比之中国，不过一郡，士马刍粮，万分不及，若螳怒是逞，鹅骄不逊，天兵一下，千里流血……方今圣度汪洋，恕尔狂悖，急宜悔祸，勤修岁事，毋取诛僇，为四夷笑。尔其三思哉！故谕。

天子大喜，传唤番使听诏。李白用番语重读一遍，读得声韵铿锵。番使不敢则声，面如土色。归至本国，国王看了唐朝国书，大惊失色，与国人商议，天朝有神仙赞助，如何敌得？遂写降表，愿年年进贡，岁岁来朝。

二

李白确曾起草过“和蕃（番）书”或“答蕃（番）书”，其事见于当时人写的李白碑碣，但其文失传。刘全白《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790）曾提到：“天宝初，玄宗辟翰林待诏，因为《和蕃书》。”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817）则言之稍详：“天宝初，召见于金銮殿，玄宗明皇帝降辇步迎，如见园、绮。论当世务，草《答蕃书》，辩如悬河，笔不停辍。玄宗嘉之，以宝床方丈赐食于前，御手和羹，德音褒美，褐衣恩遇，前无比俦。”其后乐史《李翰林别集序》（998）等承袭之。这应该就是《李谪仙醉草吓蛮书》的本事来源了。“天宝初”指天宝元年（742）秋至三年（744）春，其时李白正待诏翰林。不过，其中都未明言“蕃”即指渤海国。后来，明代另一小说《国色天香》也叙此故事，载李白所草之番书、吓蛮书，也未明言番邦蛮夷即为渤海国。

但《李谪仙醉草吓蛮书》中提到的渤海国与唐朝的纠纷，则于史有据。唐玄宗在位前期，确与渤海国交恶，732年还打过一仗。渤海国崛起于7世纪末，旋即被纳入封贡体系，算是唐朝的一个属国。726年，黑水靺鞨结好唐朝，大武艺怀疑将腹背受敌，遂发兵击黑水靺鞨，为此与唐朝交恶。翌年，渤海国首次遣使日本，欲联络日本以为后援。8世纪上半叶，前五次出使日本的渤海使，都是武将身份，显然与当时的东亚形势有关。当时以唐朝、新罗、黑水靺鞨为一方，以渤海、日本为另一方，形成了对立的两大阵营。但自大钦茂（737—793在位）继位以后，尤其是从8世纪下半叶开始，东亚各国的紧张关系渐趋缓解，进入了文化、经济大交流的繁荣时代。762年，唐肃宗进封大钦茂为渤海国王（此前五十年间仅封渤海郡王），标志着唐朝与渤海国关系的改善。出使日本的渤海使身份，也从762年第六次起转为文官，主要从事文化、经济交流。

因此，从时间上来说，不能排除李白起草的“和蕃（番）书”或“答蕃（番）书”是针对渤海国的。不过翻检新旧《唐书·北狄·渤海传》，整个天宝年间唐朝与渤海国并无大事发生——当然也可能是史阙记载。天宝初年的边患主要来自奚、契丹和吐蕃，李白起草的“和蕃（番）书”或“答蕃（番）书”更有可能是针对他们的。

就小说而言，冯梦龙如此设定，说明他对唐玄宗时唐朝与渤海国的关系较感兴趣。尤其是番书和吓蛮书的具体内容，表明冯梦龙对渤海国的来龙去脉，以及它与朝鲜半岛的关系等，都有相当不错的认识和了解，至少应该是熟读了有关史料的。比如番书里提到的各色“好物事”，“太白山之菟”以下，便是直接抄自《新唐书·北狄·渤海传》的。相比之下，《国色天香》里的番书、吓蛮书仅泛泛而谈，就差得远了。

三

《李谪仙醉草吓蛮书》里说，那封来自渤海国的番书，“皆是鸟兽之迹”，唐满朝文武“不识一字”，只有李白一人识得；唐朝对此番书的复书，也由李白照样番书，字画齐整，并无差落。李白出身碎叶，或有胡人血统，也许懂得若干西域语言，但没有证据表明，他也懂得渤海语。而更为重要的是，渤海国立国二百余年，虽有自己的语言，却无自己的文字，一直使用汉字汉文。也就是说，渤海国始终没有创制自己的文字，本无所谓类似“鸟兽之迹”的渤海字，像此前的鲜卑字，同时的突厥字、粟特字、回鹘字、吐蕃字，后来的契丹字、西夏字、女真字等，而是一直以汉字为自己的文字，就像同时的新罗和日本等一样。因此，渤海国的国书，只能是用汉字汉文写的；李白起草回书即使对象果真是渤海国，也只能是用汉字汉文写的。

唐时东亚汉文化圈已经形成，东亚许多国家尚无自己的文字，内政公文、外交文书均用汉字汉文。而无论有无自己的文字，在当时的东亚汉文化圈，国际交往通用汉字汉文。真有国家以番字番书而来，仅显示其为“化外”之邦，自外于东亚汉文化圈，唐当责其译成汉文呈献，根本不至于烦恼紧张，乃至有“国中无人”之叹；唐朝的外交文书，也会用汉字汉文作答，根本没有失面子之虞——如果用番字番书作答，反而是降低了身份，又怎能让番邦服气呢？由此可见，在《李谪仙醉草吓蛮书》里，唐人对番书的反应当属虚构。

直至此小说问世二百余年后，中国一败再败于东西洋列强，签订的条约虽然丧权辱国，但条约文字仍以汉文为主。1858年签订的《中英天津条约》第五十款规定：“嗣后英国文书俱用英字书写，暂时仍以汉文配送，俟中国选派学生学习英文英语熟习，即不用配送汉文。自今以后，凡有文词辨论之处，英国总以英文作为正义。此次定约，汉英文字详细校对无讹，亦照此例。”而之所以有此条款，是因为1842年签订《南京条约》时，英文本得译成汉文配送中方，中英文表述不一致的地方，中方总是依据汉文本力争，英国人既觉吃亏又感屈辱。无独有偶，1871年签订的《中日修好条规》第六条宣布：“嗣后两国往来公文，中国用汉文，日本国用日本文，须副以译汉文，或只用汉文，亦从其便。”也显示了汉文仍存的霸气。清末尚且如此，唐朝自不必说。

四

但此小说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对于番书魔力的恐惧，这在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首先是不懂番书让唐朝君臣紧张，就像面对魔法一样：“不知书上有何吉凶言语。”“此书识不得，将何回答发落番使？却被番邦笑耻，欺侮南朝，必动干戈，来侵边界，如之奈何？”如上所述，这不可能是唐朝会有的现象，甚至也不是中国史上的常态，只能理解为小说家心态如此，认为不懂番书将致灾难临头。

其次是懂得番书让番使和国王紧张，就像魔法被破解了一样。李白两读番书、吓蛮书，一读用“唐音”，即汉语，二读以“番语”，即渤海语。一读使唐朝君臣大惊，因为其内容；二读使番使大惊，因为其读法。耐人寻味的是二读，为何会使番使大惊，以至于战战兢兢、跪于阶下？李白“当面回答番书，与它一般字迹，书中言语羞辱番家”，为何自信可以让“番国可毒拱手来降”？听了李白声韵铿锵的宣读，为何番使会不敢则声，面如土色？番使归至本国，与国王述之，为何国王看了国书会大惊，认为“天朝有神仙赞助，如何敌得”，遂写了降表？这些同样不会是唐朝的事实，而应该只是小说家的“赋能”，即想象只要懂得了番书，便像破解了魔法，从而足以降服外敌，天下无贼。

上述二者其实是一体两面：懂得蛮夷的语言至关重要。

这一认识，在历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我以为，它与故事的时代没关系，而与小说所产生的时代，以及小说家写它的动机，则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明何乔远《名山藏·王享记·满剌加篇》记载：“佛郎机（葡萄牙）有使者曰亚三，能通番汉，贿江彬荐之武宗，从巡幸。武宗见亚三，时时学其语以为乐。”《明史·佛郎机传》也说：“武宗南巡，其使火者亚三，因江彬侍帝左右，帝时学其语以为戏。”明武宗为平宸濠之乱南巡，时值正德十四五年（1519、1520）。此前不久的正德九年（1514），佛郎机初通中国，是为西人通华之始。明武宗所学亚三语，即应为葡萄牙语，则他可谓中国学西语第一人。西人通华仅仅数载后，皇帝身边就有了西人，皇帝亲自学起了西语，其象征意义不容小觑。

早在《警世通言》问世的一代人之前，虽然罗懋登的《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1597年序）尚闭着眼睛瞎说什么“西戎即序”（西洋岁月静好），实则葡萄牙人已经占据了澳门，西班牙人、荷兰人已开始染指台澎。“山雨欲来风满楼”，晚明的各种文献里，开始充斥此类记载。一直生活在东南沿海地区的冯梦龙，可能比罗懋登有了更多的危机感。“此书识不得，将何回答发落番使？却被番邦笑耻，欺侮南朝，必动干戈，来侵边界，如之奈何？”《李谪仙醉草吓蛮书》里的恐惧，似乎便是其危机感的一种隐约表现；而把吓蛮书的对象设定为国人陌生的渤海国，则似乎是借此影射此前闻所未闻的西洋诸国。

五

历史上中国人的心态，是自居于天下的中央，万方梯山航海来朝，蛮语经过重重迻译，最终转化为汉语汉文，而基本没有学外语的意识。

当然也有个别时期例外，比如“胡人”当道的北朝。颜之推的《颜氏家训》（约6世纪末）里，提到过当时的“鲜卑语热”：“齐朝有一士大夫，尝谓吾曰：‘我有一儿，年已十七，颇晓书疏，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无不宠爱，亦要事也。’”（《教子》）可见当时的年轻人若是会鲜卑语，作为“双语人才”，在“上流社会”里是很吃得开的。又，颜之推讽刺当时两名士之“三脚猫”，略通“鲜卑语、胡书”（“鲜卑语”指语言，“胡书”指鲜卑字，425年，拓跋焘“初造新字千余”，并下诏行之，见《魏书·世祖纪》）也在其中（《省事》）。由此可见，学习鲜卑语乃是当时的风气，学会鲜卑语会有种种的好处。清人卢文弨说：“盖此数者，皆当时所尚也。”近人刘盼遂也说：“高齐出鲜卑种……故当时朝野之干时者多仿其言语习尚，以投天隙……知鲜卑语、胡书，为尔时技艺之一矣。”都指出了北朝时的这一时尚。

到了隋唐，“鲜卑语热”终于随风而逝了。正如《李谪仙醉草吓蛮书》所写，强盛的唐朝空有满朝文武，却竟无一人识得番使国书。这虽是小说家的一派凿空之谈，但在长安城里满坑满谷外国留学生的唐朝，唐人对于“胡语”不屑一顾的态度，此小说倒是作了象征然而真实的写照。这与北朝时相比已恍如隔世。

此后到了明朝中后期，情况又有了微妙的变化，西风已起于青萍之末。不过，虽有明武宗的吃螃蟹和冯梦龙的危机感，但中国人对于外语的认识，整整三四百年间几无任何变化，《中英天津条约》第五十款便是一个例证。又据黄庆澄《东游日记》（1893）记载：“往观东文学堂。学堂在使署西偏。初，中国与日本立约时，以中、东本同文之国，使署中无须另立译官。嗣以彼此文字往来仍多隔阂，因设东文学堂。旋废之。前李伯行星使来，始复兴焉。内有监督官一人，中、东教习各一人，学徒五六人。”一开始的以为无须另设译官，后来东文学堂的旋设旋废，此时的虽然复兴却不成规模，都是《中日修好条规》第六条的最好注脚。直至清末，同文馆（中国近代最早的外语学校）里的那些老爷学生，仍抱着《镜花缘》（1818）里多九公般自欺欺人的心态：“我们天朝乃万邦之首，所有言谈，无人不知。”好吃好喝地学了十几年外语，结果却还是一句都不会说。

回头来看，《李谪仙醉草吓蛮书》似乎是个寓言，预示了数百年后历史文化的巨变。在此意义上，这篇晚明小说虽可能纯属虚构，却具有无与伦比的预见性和象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