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一柄木尺 裁一城风华

印伯龙在店里忙碌 本报记者 曹博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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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园路一隅，藏着一间面积只有13平方米的裁缝店。不起眼的门洞里，狭长的走道连着有些陡峭的木质楼梯，踩上去嘎吱作响。抬头是一块稍显破旧的白色门板，循着上方醒目的黄色标记左拐，掀开门帘，60岁的印伯龙正倚着一张木桌忙碌。轻微泛黄的白色桌布上，堆叠着颜色不同、样式各异的衣物。他一手拿着一把表面斑驳的木尺，一手捏着划粉片在衣物上细细勾画。一场蜕变正悄然发生。

印伯龙是如今上海裁缝界的“老法师”，做裁缝近40年，几乎全年无休。凭借一双巧手和一腔热爱，以勤奋、努力与坚持为针脚，他用无数个日日夜夜裁剪出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

初到上海

学门新手艺

印伯龙，江苏泰兴人，曾在老家做过皮鞋。1984年，二十岁出头的印伯龙来到上海拜师学艺，做起了裁缝。一开始，他跟着师傅上门为顾客定制衣物，每天能挣2块5，“那时基本全年无休，每天从早上9时干到下午6时，晚上还要加班。”

1988年，印伯龙来到浦江镇的一家服装厂做裁缝，每天工作十五六个小时，经手十几件衣物，一个月能挣500余元。可惜好景不长，两年后，这家服装厂因为效益不好倒闭了。

于是，在1991年，印伯龙开出了自己的第一家裁缝店。后来十几年，从长宁区的中山公园旁到定西路，再到普陀区的新村路，他和妻子一路辗转，小店也跟着多次搬家，最后，终于在长宁区愚园路安了家，到如今已将近20年。

对印伯龙而言，裁缝店不仅是他工作的场所，也是自己在上海的家。最苦的时候，他的小店只有6个平方米，放不下床，他和妻子只能打地铺睡在桌子下面。那时，屋顶是石棉瓦，夏天热得像在蒸桑拿，他只能用泡沫塑料盒子装上自来水，放在屋顶上散热。为了维持生计，他早上4时起床，去菜市场摆地摊接单，“生意好的时候能接到六七单，不好的话一单都没有。”

虽然开店经历坎坷，但在一针一线的精雕细琢里，印伯龙练就了一双量体裁衣、缝制整烫的巧手，更深深地爱上了这门手艺，“看到别人穿上我做的衣服，漂漂亮亮的，很有成就感。”

走过寒冬

换个新赛道

2010年左右，印伯龙裁缝店遭遇了“寒冬”。“那时，商场里衣服款式多样、价格便宜，找我做手工定制的顾客越来越少，生意惨淡，大约90%的裁缝都转行了。”印伯龙是剩下的那10%，“还没想好转到哪去，只能继续做着，慢慢熬。”

2012年，新的机遇出现了。“上海的很多西装定制店不会改衣服，就把顾客都推荐到我这里。”但是，改衣服并不比做衣服简单，比如男式西装袖子的袖长怎么改，印伯龙心里也没数，只能慢慢琢磨。“从什么地方下手好一些？”“这件衣服怎么改才能达到最佳效果？”这些问题，他有时要琢磨一晚上，甚至连早起晨跑时脑子都停不下来。

日复一日的苦心钻研终于有了成效。如今，印伯龙改制衣服已得心应手，好手艺更是在顾客中口口相传。在他的小店，改衣收费视衣物的材质、修改难度而定，通常在50—500元不等。他的桌上放着一个记事本，密密麻麻地记录着顾客的改衣要求与交衣时间，与装衣袋上的标签一一对应。

尽管已是花甲之年，印伯龙还是天天忙得团团转，每天至少工作12个小时，除了过年，基本没有休息时间。刚刚过去的元旦假期，印伯龙也只休息了半天，但他却乐在其中，“我改的衣服，顾客满意了，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拥抱网络

打开新世界

“师傅，今天下午4点半能来找您改衣服吗？”采访印伯龙不到半小时，他就接了两个顾客的电话。回答记者提问的间隙，他还在忙着回顾客消息。问他这些年生意这么红火有啥秘诀，印伯龙举起手机，开始滔滔不绝：“我现在也做网上生意，顾客来自全国各地。”

原来，移动互联网时代为印伯龙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他先是学习如何使用微信，后来又开通了小红书、抖音等平台账号，在网上分享自己的改衣心得，扩张生意版图，积累了数千名粉丝。有的顾客不在上海，印伯龙便与他们微信视频沟通改衣需求，再通过快递交接，完成一单单衣物改制生意，礼服、婚纱都不在话下。今年5月，一位海南三亚的顾客通过社交平台联系上印伯龙，特地来上海找到他，要求改制一件高定礼服。

凭借精湛的手艺，印伯龙走出上海弄堂，走向更大的舞台。如今，他已成为众多明星来上海参加活动时的专用改衣师。微博之夜、上海国际电影节、电视节、各种时装周的红毯上，都“闪耀”着他的心血，“我服务过的明星有上百位，他们的衣服，最贵的要几十万元，所以，我每次都做得特别用心。”

虽然听上去光鲜亮丽，但印伯龙挣的都是一针一线缝出来的辛苦钱。每逢大型活动举行，他要提前去给明星试衣，在各大酒店来回穿梭，连续几天通宵忙碌也是常态。

问及小店如今的收入，印伯龙笑着说，现在的生活比从前要好太多，自己已经心满意足。他热爱这份工作，还没想过退休，“做不到80岁，70岁总可以吧？”

本报见习记者 陈佳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