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科研人才评价包容失败鼓励创新

本报记者 张炯强 易蓉

不久前，沪上两所知名学府复旦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同时出大招，改革科研人才评价体系：复旦相辉研究院成立，面向全球招聘“相辉学者”；交大成立思源研究院，招聘“思源学者”。两所新设立的以基础研究为主的研究院有一个共性：高校科研人才评价开始去“功利化”。

“相辉”二字，取自复旦大学创始人马相伯先生和复旦大学建校初期作出重要贡献的李登辉老校长的名字。相辉研究院致力于建立符合基础研究发展规律和有利于青年人才成长的研究环境，培植孕育基础研究顶尖人才辈出的“黑土地”，在这里，为“高风险、颠覆性”研究提供10年以上长周期支持、10年不考核、尽职免责。

交大思源研究院建立10年长周期稳定投入支持机制，实施宽松评价，不进行年度考核，不设定阶段性研究目标，给予超常规支持。鼓励甘坐“冷板凳”、勇闯创新“无人区”，营造崇尚自由探索潜心治学的学术氛围。

长期以来，我国科研评价体系都设定具体“指标”，诸如论文多少，专利多少，有没有应用，等等。这种“功利化”的考核限制科学家们探索自由，制约了基础研究。

“不要总是问‘有什么用’。”相辉研究院首任院长赵东元指出，基础研究突破难，难在人们总在问“有什么用”。基础研究要破题，首先要突破的，就是“功利心”。

赵东元说：“科学是知识，是无用之用。中国的基础研究经过40年的积累，已经到了自由探索、真正趋向突破性科学问题的时候。只有创造一个好的环境，容纳深邃的思维、纯粹的精神，才能做出原创的、突破性的科研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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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批相辉学者之一鲁伯埙认为，相辉学者的选拔聚焦科学家的科研能力与志向潜力，直面基础研究的难点，“选人不选项目”，是选拔最具原始创新能力的基础研究人才的合理方式。在他看来，成立相辉研究院，将进一步培育土壤，鼓励科学家进行原始创新。“土壤一方面是‘容错机制’，允许科研走一些弯路，为科学家在一段时间内潜心科研提供帮助；另一方面是较好的科研评价环境，让科学家勇于挑战难度较大、风险性高的难题。”

“大家都去做对的事，就没有创新。鼓励有勇气的尝试，对失败抱有宽容。如果有相辉研究院这样的文化和评估机制，我想可能有一部分人会更加愿意冒险，在最年富力强、思维最活跃的时候，做一些更有探索性的工作。即便其中只有少部分是成功的，也对复旦和科学发展有积极意义。”另一位相辉学者徐彦辉说，他所在的课题组关注基因表达调控，研究基因表达如何在染色质上发生。成为“相辉学者”后，他和课题组将进一步利用结构、生化、测序技术作研究，发展突破性技术解决目前领域内无法回答的问题。

“‘头痛医头’是常规思维，是否可以改变手、重构脑？”这是相辉学者徐文东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不考核就给了科学家自由。不告诉你做什么，没有时间表，反而给学者更大激励。”

交大思源学者钱小石说：“板凳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长期稳定的支持有助于基础研究工作者沉下心来，花上三到五年去解决一个重要的问题。我期待我们的基础研究成果能够赋能未来的变革性技术，在下一个产业革新中留下交大的印记。”

思源学者叶菱秀是一名基础研究工作者，“虽然我不知道我目前的研究是否能治病或者改变世界，但是这项研究如果能够改变我们的认知，满足我对生物界的好奇心，我觉得就已经足够给我动力去探索，也值得我花时间和精力去研究。”

值得关注的是，高校科研体制的改革，势必影响到教育体制。宽容、开放、活跃、自由的学术环境，让人才心无旁骛、自由探索的境界，最终会引导到本科教学课堂，这正是创新型社会要营造的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