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与书房

宋曙光

说起来，我是参加工作之后，有了报纸和杂志，有了书籍，需要有一个存放的地方，才逐渐萌生了对书房的向往。可是，居住条件不允许，那一时期，单位还有福利分房，但相关条例都向着困难职工倾斜，先要居住，而后才是改善条件。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的办公用书仅是一本新华字典，桌子上除了稿件，还是稿件。

我在外出约稿时，到过很多作家、诗人的家，天津及外省市的都有，他们的住房都很温馨，却没见过多么讲究、豪华的书房，他们的写作大都是有一张能写字的书桌就够了。在孙犁先生家，客厅里摆着一排书柜，很简朴的，玻璃门上拉着布帘，客人来了都会见到。南窗下是一张老式的书桌，桌面上摆着些写作用具和盆花。这个客厅是多功能的，吃饭、会客、写作，有时也用来读书。

我最早的书柜，不是购置，也不是打制，而是利用房屋设计，将墙体上原有的一处凹槽加以改造，装上石板变成能摆放三层书的书架。若干年后，搬到了新家，才置办了两组书柜，终于将到处堆放的书籍归了位。但对于心目中的书房，还是相距甚远，因为房间面积太小。很喜欢一张宽大的写字台，可至今仍是一个梦想。好在那时天天坐班，周末在家的时间毕竟有限。偶有写作灵感，身边有一支笔和一张纸就够了。我的许多诗歌作品，多数是在出访、行进之中成篇。例如，在山区老乡家的土炕上，我写过乡土诗；在赴京约稿的列车上，写过青春诗；在汶川地震的废墟旁，写过抗震诗；在漓江边的阳亭下，写过山水诗；在万米高空的飞机上，写过白云诗……

新书尽量不往家里拿，办公室便成了存书之地。两个书柜，日积月累很快就装满了，只能放到窗台、堆放在地上，最终便形成了个包围圈。当我有了行政职务可以搬办公室的时候，我都没有去。原因之一，是我“搬不动”这些书，我对它们似有了情感，愿意守着它们，身在书堆中工作已成为习惯了。偶有作者到编辑部来，进门便惊讶地说，这不就是《编辑部的故事》里面的场景吗？

退休时，办公室里的书已多得不行，该怎么处置？我开始发愁。一位老朋友曾经跟我说过，他退休后，费了很大精力处理旧书：分别从三个处所分批处置，一次比一次彻底，只将极少数必备之书带在身边，其余的都“忍痛”舍掉了。我当时听了并没往心里去，可是不久，随着相熟的几位老作家去世，他们的书籍和文稿等，几乎成了“废品”，子女毫无兴趣继承父辈的书籍，这样的结局使我震撼，对书的命运心生悲悯。

我对书是有感情的，年轻时尤其热情高涨，喜欢收存一些心仪的图书，但真正用到它们的时候却又很少，有些书时间一长连自己都忘记了。书摞成山，每到新年不得不一次次地做起减法。此时，想起那位老朋友对我说过的话，不禁有了同感。那天，在将报纸副刊合订本封箱寄存时，我对年轻的同事说，这些报刊资料一定要保存好，毁掉就再也找不回来了。我们这个办公室，今后也是回不来了，新的编辑部不会复原这样的办公环境，还是拍个照片留作纪念吧。随着手机的几次摁动，这个见证了我们辛勤耕耘过的编辑部，从此便永远留在了记忆里。

至此，我对书与书房的解读，由繁到简：在劳作之后，闲暇之余，能够有一个安心之处，坐下来看几页书、写上若干文字，那就是莫大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