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亮前后，金融街的生死较量

悬挂迎接解放标语的中国银行大楼

苏州河畔浙江兴业银行仓库

新华银行员工参加庆祝上海解放游行

接管银行业的军管会代表在外滩合影

上世纪40年代外滩金融街（油画，上海市银行博物馆藏）

◆ 黄沂海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申城拂晓在即，分布在上海金融业3个组织系统的地下党员共有163人，他们根据中央指示精神，里应外合，同舟共济，短时间内筹组人民保安队银钱业中队，全力开展护行、护产、反迁移、反逃跑的斗争，肩负起维护安定、迎接解放的任务。

一些银行、钱庄职员虽然没有机会加入人民保安队，但也配合上街张贴宣传标语，向前来银行的客户及过往路人分发传单。当时部分市区已获解放，苏州河北岸仍有国民党军队负隅顽抗，枪炮声不绝于耳，流弹横飞。中国企业银行的员工正在江西路上张贴标语，恰巧一颗子弹袭来，头顶上一根电车线被击断，从空中掉下，近在咫尺，险象环生，但他们保持镇定，坚守阵地。

智擒“冒牌货”，守护银行家当

由于军事形势的急剧转变，国民党抛出所谓“反共应变计划”，妄图阻止解放军的前进脚步和人民政权的建立，打算在上海作最后的挣扎。银行业党组织顺势而为，发动群众，众志成城，守护财产。1949年5月24日，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挺进部分市区，当晚，不少银行、钱庄的党员和群众纷纷赶到各自单位通宵值班，开始执行起人民保安队护行、护产的庄严职责，确保网点建筑、仓储物资、账册档案等免遭破坏。浙江兴业银行的叶德煌利用在统计股工作的有利条件，负责收集若干行庄的情况，将资产、经营范围及管理人员姓名等写成书面材料，递交给党组织。

稳民心，保核心，银行的“核心”就是资产。地下党通过应变互助会，号召职工竭力保全档案资料。对于银行大楼内部的“硬核”部位，诸如储存金银外币的库房、档案部门、财会部门、水电机房等，均布置骨干分子各守其岗，各司其职，并随时掌握电话总机的对外通话记录，提防国民党残兵暗中转移破坏。每到夜间，互助会安排人员轮值夜班，二三人一组，手持电筒，四处察看，确保银行财产无虞。在互助会日以继夜的不懈努力下，绝大部分银行的财产、账册、档案、库存现金等毫发未损，得到妥善保护。

应变互助会的另一职能，就是安定职工的衣食住行。金城银行筹备了大米、食油、面粉等民生必需品，准备在必要时分发给职工；中国银行在职工集中居住的十余处宿舍区，组织职工与家属通宵巡逻，以防不法分子滋生事端，趁机抢劫。沪西林肯路（今武夷路）的“中行西业”职工宿舍，位于西郊铁路沿线，正处国民党军队构筑工事地段，住在那边的职工面临被无端迁出而流离失所，互助会火速联络行方腾出仓库大楼等闲置房屋，作为员工的临时安顿之处。

战火纷飞，一些银行流动资金无法周转，职工领不到薪水，家里嗷嗷待哺。四明银行上海分行经理陈宜生以自家房地产为抵押，出面向中央合作金库获得一笔贷款，购买了一批银元，给每位职工发放3块银元，聊补无米之炊。

天亮前后，局势纷乱，鱼龙混杂，不少金融机构陆续碰到来历不明的组织前往“接管”的状况。据报告，中国农民银行、中央合作金库等处遇有冒称“上海市人民自卫军中共上海市政工作队”登门，经人民保安队及时纠偏，相关部门方明白“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才是唯一的正式接管机构，阻止了数起非法“接管”事件的发生。聚兴诚银行人民保安队队员在中央信托局巡逻时发现，有自称“华东军区司令部政工队”的一伙人进驻该局，暗中叮嘱其负责人看管好自家财产，火速派员告知军管会，将不法分子擒拿法办。

票据“打埋伏”，巧送秘密刊物

上海票据交换所因其职能特点，汇集各大银行、钱庄业务精英，人来人往，信息潮涌，可谓绝佳的宣传阵地。上海解放前夕，地下党发行了《上海人民》秘密刊物，通篇登载党中央领导人的讲话和解放战争胜利形势的报道，发行地点设在浙江路孟渊旅馆门口的报摊上。金城银行交换员陆志藩、郑鸿琪承担起这份刊物在金融业的发行任务。当时金城银行在永安公司内设有收款点，他俩每天去收取票据时会途经该报摊，每遇《上海人民》发行日，便去报摊领取100份左右刊物，放在大皮包底层，上面覆盖银行交换票据，然后分送给多家行庄的交换员，由他们趁着夜色把刊物悄悄地塞进银行信箱或大门里。次日，有关申城即将迎来黎明的消息在银行白领中流传开来……

此时，在银行群众运动中拥趸无数的《银钱报》编辑部也迁入新华银行总行2楼，报纸趁热打铁连出3期号外，及时报道解放军进入市区的动态，并刊登了市军管会的布告和金融机构开展护行、护产斗争的情况，极大地振奋了业内员工的士气。

变局当前，人心浮躁，有些职员不了解党的政策，各种谣言甚嚣尘上。尤其是服务银行多时的中老年员工，家累繁重，顾虑较多，当听到华北新解放的城市对50岁以上的员工统统“扫地出门”的传言后，情绪相当低落。这时，《银钱报》及时开辟“南北西东”专栏，摘登了天津、济南等地中国银行经人民解放军接管后，当地同仁来函反映的真实情况。有位来自天津邮政储汇局的襄理在接受采访时说：“天津解放后，共产党军队纪律严明，对市民秋毫无犯”，他还说到“为人民”是共产党的三字经。同时，又请来刚办妥移交手续返回上海的原中行济南支行经理周寿民“现身说法”，宣传了被接管单位均实行“留者欢迎，去者欢送”的政策，让许多银行老法师顿时吃了一颗“定心丸”，谣传不攻自破。

打响“闪电战”，迅速恢复营业

1949年5月26日凌晨，苏州河南岸已经迎来胜利的曙光，而外滩“万国建筑博览群”仍在国民党残余部队的枪炮射程之内。浙江兴业银行的仓库坐落在苏州河以北，国民党军队有一个连的人马仍在仓库屋顶平台上架设机枪，朝着西藏路桥和浙江路桥射击，企图垂死一搏。人民保安队队部打电话找到浙兴银行仓库副经理姚孝曾，让他通过适当方式向国民党部队宣传党的政策，动员他们投降。人民解放军的意见传达后，除连长一人在屋顶顽抗被击毙外，所有官兵均不愿再为国民党卖命，向解放军投诚。

天际露出鱼肚白，外滩23号中国银行大楼外墙，倏然亮出“庆祝大上海解放”“欢迎人民解放军”两条巨幅标语，长约30米，令过往市民欣喜不已，拍手称快。这也许是外滩出现最早、悬挂最高的迎接上海解放的标语。

知情人都晓得，眼前这一切，是由潜伏在中国银行的中共地下党组织悄悄策划的。挥毫者叶子圣，也是党支部培养的积极分子，他一大清早就赶到了银行，匆忙间找不到红布，即在同事搬来的两匹白布上书写标语。

中行地下党支部成立于上海“孤岛”时期，首任书记江春泽，便是在银行岗位的斗争磨砺中逐步培养发展起来的。5月27日，上海全面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代表阔步走进外滩中行大楼，员工自发赶来列队欢迎，掌声笑声欢呼声，响彻走道与大堂。两天后，中行大楼4楼食堂人声鼎沸，坐得挤挤挨挨，许多员工破天荒地和中高级经理坐在一道参加会议。会场里的老职工有感而发：“共产党召开的会，就是不同寻常啊！”

众人期待的目光中，军代表冀朝鼎高度肯定了全行上下群威群胆保护行产的壮举，宣布了9条接管政策，特别强调了“自上而下，按照系统，原封不动，整套接收”的方针，这16个字犹如定海神针，迅速平定了全行不同阶层员工的忐忑心态，原本还有些惴惴不安的中高级职员，也放下瞻前顾后的思想包袱，热情高涨地和其他员工一起放开手脚，投入到资产账册的编制交接和繁重的复业准备工作中去。

仅花了10天时间的调整准备，新政权阳光沐浴下的中国银行大楼，于1949年6月6日再次对八方来客张开了臂膀。

难舍“母亲河”，冀望金融报国

共和国成立刚过一个月，在中南海怀仁堂，周恩来总理握着金城银行总经理徐国懋的手说：“徐先生，你从香港回来了，这很好，我们非常欢迎你。章士钊先生把你的情况都告诉我了，新中国非常需要金融家。”1949年3月，徐国懋面对国民党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共赴台湾的“规劝”，以公务缠身为由婉拒，后为处理香港金城银行的事务离开上海，但当他从外媒上悉知共和国百废待兴的建设现状时，冒着性命危险毅然决然迅速返回大陆。受到周总理亲切接见后，他又将亲身经历写信告知身在港岛的金城银行创始人周作民，促成他翌年重归祖国的怀抱。

作为中国第一位博士银行家，徐国懋的仁义之心，同国家与民族的命运连结在一起。从中南海回到黄浦江，他继续掌舵上海金城银行，后又担任公私合营银行副总经理，暇余编著了《上海钱庄史料》和《金城银行史料》。他表示，写这两本书的动因是：“新中国成立后，金融业的未来肯定会有难以限量的发展，把我们经历过的辉煌和坎坷如实记下来，让后来者在任何情况下，都坚守一条‘为国家民族办金融’的底线，守好人民的钱柜。”

无独有偶，当一些银行界人士在去留问题上举棋不定之际，浙江实业银行经理陈朵如却不惧风雨，坚决主张留在上海。他非但不安常守故、绯徊观望，还加快了位于汉口路的浙江第一商业银行大厦的建造进度，亲自监工督促，并于1951年9月竣工，成为上海解放后第一幢新建筑。在金融业社会主义改造中，他又主动向人民银行呈交浙江实业银行暗账资金500万美元。

“人生急转弯，命运两重天。”当年离沪的绝大多数银行家，之后在异国他乡落寞沉寂，事业戛然终止。解放后先后出任公私合营银行副董事长、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副行长的陈朵如时常感慨：幸亏共产党的指引，让我有了事业上的第二个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