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霓裳中的“时装”

王金声

众所周知，沈从文不但是20世纪中国文坛的巨匠，也是研究历史文物的学者，他在古代服饰考据上留下重彩浓墨的一笔，同时创作出与自身文学相比肩的辉煌成就。

1949年后，沈从文在时代变革中主动找到自己安身立命的位置，自觉告别文坛来到历史博物馆，他在馆内被目为“反动作家”，不仅不被重视，还屡遭排斥，长时间连个办公写字的地方都没有，他的主要工作是为陈列室展品书写标签，不折不扣作了十年说明员，当展厅观众人多时，他便主动上前讲解，可大家不敢恭听他的湘西土话，但他依然故我。

他在纷繁复杂的逆境中游心于物，安静地磨砺自己，自言“人生是一种沉默的斗争或一个沉默的战场”。十年后沈从文又倾注于服饰史的考究，因其不务正业，始终不获支持。直到周总理对文化部提出中国服装历史悠久，却没自己的服饰文化图书作为出访的国礼，时任副部长的齐燕铭顺势推介了沈从文的编撰计划，就这样，他没有敷衍，在特殊的环境里专注一事，坚持不懈，终不辱使命。“经过许许多多曲折过程，前后拖延了约十七年”，以“坚百忍而图成”的开山之功，完成中国服饰史上第一部通史《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繁花落尽，字里行间销蚀了他人生中的最佳年华。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不是一般通俗读物，沈从文以严谨的学术态度挈领出古代服饰的大纲，从历代绘画、古籍版画、石刻雕塑、墓室壁画等资料中梳理甄别，利用考古出土的陶俑、纺织品、佩饰和器物等实证，抉微钩沉，对三千年以来中华服饰的礼仪制度、形式特征以及朝代更迭中的嬗变精准探索，会同历史文献进行缜密对比，开创以“史实相证”的研究方法，成为中国古服饰研究的奠基人。篋藏一封沈从文致家齐的函札，从中略见一斑，照录如下：

家齐兄：䩞鞢带制，《会要》虽提到上面缀系的东东西西，形象反映却似乎有些不尽一致。或参考一下韦泂墓石刻一拈花人，《故宫名画三百种》周昉“职贡图”和敦煌画西夏供养人，又乾陵等石刻（胡人无头）记得似乎也有佩带的，又王子云编《古代石刻》一书中有一“说法图”中胡人也有过。此外《西域画集·中》一书中也可查查。总之，把所有不同处理一一画出来，排个队，将可得到一些不同知识。对实物复原可作参考。不知尊意如何？

从文

据函可知，想必是家齐同志向沈先生求教有关唐代胡服的小问题，原信不存，笔者仅知家齐为文物出版社编辑王家琦，毕业于东北大学，是历史学家金毓黻弟子。似乎沈从文对来函垂询极为重视，引经据典深究详答，是沈从文服饰研究中极具文献价值的史料，欣喜之余，就复函所列阐释如下：

《会要》指《唐会要》，卷三十一条曰：“景云二年四月二十四制，令内外官，依上元元年敕，文武官咸带七事。（谓佩刀、刀子、砺石、契苾真、哕厥针筒、火石袋、䩞鞢等）”。唐武德四年，唐高祖颁布衣服诏，唐人服饰一改汉魏宽衣博带的风格，吸收胡服样式，男子常服为幞头、圆领袍衫、革带和长靿靴，其中革带正是西域胡人的装束，革带上有孔，悬绳垂挂一些日常物件，供游牧使用，又称蹀躞带。《新唐书·五行志》：“高宗尝内宴，太平公主紫衫、玉带、皂罗折上巾，具纷砺七事，歌舞于帝前”。又：“天宝初，贵族及士民好为胡服胡帽”。向达先生指出：“开元天宝之际，天下升平，而玄宗以声色犬马为羁縻诸王之策，重以蕃降大盛，异族入居长安者多，于是长安胡化盛极一时”。由此可见，盛唐之际的丝绸之路带来了中外贸易的繁荣，西域商贾纷至沓来，长安城内胡风盛行，达官贵戚纷纷效仿，胡服俨然成为流行的“时装”，亦接连掀起了一波女性时尚的潮流。《新唐书·卷十四·车服志》记：“开元中，初有线鞋，侍儿则著履，奴婢服襕衫，而士女衣胡服。”故刘禹锡有诗：“胡服何葳蕤，仙仙登绮墀。”传说虢国夫人也好穿胡服男装，如宋徽宗所摹唐人张萱的《虢国夫人游春图》描绘的随行九位侍女中，竟有五人穿了男装。诚如综上，不难看出唐朝鼎盛时期开放包容的社会风尚和追求生活的真实写照。

《古代石刻》全名《中国古代石刻画选集》，由美术教育家王子云编辑，1957年出版。王子云早年留法，专攻雕塑与油画，曾任杭州艺专、北平艺专和西安美术学院教授，有《唐代雕刻选》《中国雕塑艺术史》等著。

至于信中“韦泂墓、敦煌壁画、乾陵石刻、《故宫名画三百种》、《西域画集》”诸条，这些书在王家琦供职的文物出版社资料室里及《文物》所刊“唐韦泂墓发掘简报”中，应触手可得，这里不再赘述。然而，就这页小小的彩笺，足以彰显沈从文倡导文史研究旨在“由物证史”的理论和方法，以及他寄望于后学潜心考证的拳拳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