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哈姆雷特》探索当代昆曲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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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佳

《我，哈姆雷特》，看名字，即知这部剧的跨度不小。一边是中国的“百戏之祖”，一边是莎翁的经典悲剧，这一东一西、两种截然不同的戏剧门类，该如何“糅”在一处？难！演员的表演也难，该剧以独角戏的形式呈现，张军分饰哈姆雷特、奥菲利亚、“父王魂”和掘墓人四角，不仅跨越了生旦净丑四个行当且一人撑满80分钟。

在昆曲艺术的普及和推广上，张军向来不遗余力并且不断求新。无论是园林版昆曲《牡丹亭》，还是新编昆曲《春江花月夜》，都突破了昆曲传统之“边界”，尝试与各种艺术形式融合。他的尝试，既大胆又具想象力；收获了掌声，也承受着压力。

这部《我，哈姆雷特》，首演于2016年第十八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近期又作为2024浦东文化艺术节精品剧目，登上了东方艺术中心歌剧厅的舞台。其“先锋”的表现形式，令部分老戏迷难以接受，认为损伤了昆曲的美感；而其后现代、抽象化的表达，又让不少莎迷瞠目结舌，表示若不熟悉原著很难理解。这是传统创新过程中必然面临的质疑，至于创新的价值如何，则非短期即能显现。故而，我们对“得”与“失”不宜草率定论，应以深邃的审视目光，洞见其艺术上的革新与“发现”。该剧至少有两方面的突破。

其一，为传统戏剧注入了“现代性”。中国传统戏剧有固定的范式、独特的审美，一言以蔽之亦即程式化的审美。无论是文辞之美、唱腔之美，还是身段之美、意境之美，皆是。所以，与西方戏剧相比，中国戏曲脸谱将人物性格、善恶美丑，以外在形式加以固定，从而生成稳定的记忆点。同时，戏曲人物服务于故事，统摄于形式美，其行动，无论是抗争还是妥协；其结局，无论是“大团圆”还是悲剧，皆已“命中注定”。

而张军的演绎，借鉴了西方戏剧人物的成长与转变。西方戏剧蕴含哲思和人文关怀，与昆剧结合纵然会有诸多水土不服但也将丰富性与思考性注入了后者。故而，《我，哈姆雷特》在人物塑造上具有开创性。不仅每个角色都自带矛盾，而且一人分饰的形式，既有复调的表达，又有灵魂的叠加。多个角色集于“一”身，相互转换与对抗，展现了灵魂的复杂性、多面性，呈现了个体的选择与无奈，从而将人物命运深深“嵌入”故事，在个体抗争与命运使然的强烈冲突之间，产生心灵震撼。

其二，在耳熟能详的故事中增添象征意味。对于《哈姆雷特》的演绎，经久不衰，诠释形式也不一而足，要演出新意并不容易。而张军团队另辟蹊径，运用了中国戏曲的抽象特性。戏曲重写意，时空构筑于“想象的真实”之上，场景富于虚拟性，道具富于象征性，亭台楼阁不过一桌二椅，千军万马无非一鞭两旗……舞台的大量留白，给予观众广阔的想象空间。该剧充分放大了这种写意的魅力，以简单的道具与服装变换，完成了从宫殿到坟墓、从人间到地狱的“纵横驰骋”；将莎翁笔下大段的内心独白，融入昆曲自带情绪的曲牌呈现，言有尽而意无穷；并拓展了场景、人物的潜在空间，使它们既是“自己”，又不只是“自己”，有神秘感，以“见山不是山”的意境，增强了故事的象征性、隐喻性。

该剧上演之后，不少人纠结于其是否“像”昆曲、是否“像”哈姆雷特；而传统艺术的现代创新，本身已超越了“像与不像”的问题，通过艺术的融合，尝试以一种新的视角观察世界、探究人性。至于尝试是否成功？现在还不到盖棺论定的时候。毕竟大浪淘沙，艺术有其自己的选择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