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半个世纪的骨肉团聚

钱虹

1934年5月，时在上海工部局女中（后改名市一女中，今为市一中学）执教的著名女作家庐隐在家待产。之前一个月，她便约请好了自己的代课教师。工部局女中那一班师从她三年的女学生，原以为只是暂别，万万没料到，这竟会是永诀。5月8日，庐隐临盆。据住在愚园坊的邻居兼工部局女中同事李辉群（文学史家刘大杰夫人）上世纪80年代回忆：因为是生第三胎，庐隐前两个女儿薇萱和瀛仙都是顺产，为节省开支，她这次未进产科医院，仅以十余元钱请了私立慈航医院的一位助产士来家接生。不料，庐隐这次却遇上了难产，胎儿窒息死亡；助产士在取死胎时手术不当，引起流血不止。三天之后庐隐的病情继续恶化，住在她家楼下的中华书局总编辑舒新城先生，立即叫车把她送进大华医院抢救。5月13日上午11时30分，一代才女庐隐经抢救无效逝世于大华医院14号病室。下午，庐隐的遗体被运至中国殡仪馆，后葬于霍必兰路（今古北路）永安公墓。

对于著名女作家庐隐的逝世，当时文坛同声悲悼，深表惋惜，上海许多报刊刊登了她的遗影遗墨以及大量悼念文章，叹惜一代才女，英年早逝。6月7日，文学研究会发起人之一、曾任《小说月报》主编期间刊发过不少庐隐作品的沈雁冰（茅盾）即以笔名“未明”写下了长篇论文《庐隐论》，称赞她：“庐隐，她是被‘五四’的怒潮从封建的氛围里掀起来的觉醒了的一个女性；庐隐，她是‘五四’的产儿。”1934年《工部局女中年刊·黄庐隐专辑》中，登载了上海工部局女中的师生们表达哀痛与缅怀之情的悼文。

庐隐去世后，留下了10岁长女郭薇萱（亡夫郭梦良之女）和3岁次女李瀛仙（李惟建之女）。当时，庐隐的丈夫李惟建在中华书局任编辑，妻子的暴卒使他悲痛万分、心情抑郁，加上他才27岁，无法独立抚养两个孩子。中华书局总经理舒新城便约集庐隐的二哥黄勤（当时在天津任上海银行经理）和介绍庐隐进入工部局女中执教的刘大杰等生前好友，在上海南京路冠生园餐厅共商庐隐长女郭薇萱的抚养问题，决定由其舅舅黄勤负责抚养外甥女，并将庐隐的著作版权归属长女所有，以资供养其至成年。郭薇萱跟着舅舅到天津后，待了一学期。不久，舅舅黄勤调任上海，她也随之回到上海，读了一年书。1935年底，其祖父派人来沪把她——郭家唯一的孙女接回福州郭家宅。1936年初，李惟建也带着女儿瀛仙离沪赴川，回到成都老家，从此与郭薇萱失去联系，直到李惟建1981年11月18日病逝，也不知其下落。

李惟建回四川后，先后在成都、资中、重庆等大、中学校任教。1962年被聘为四川省文史馆馆员。1979年任四川省政协委员。1981年11月18日，他因哮喘病发作而辞世。之前，笔者因撰写有关庐隐的论文及编选《庐隐选集》等，曾与尚在世的李惟建先生有过通信往返。1981年底，笔者接到其女儿李恕先（原名瀛仙）的来信，告知其父去世的消息和治丧经过。此后，笔者与时在广东电视台工作的李恕先保持通信联系。

后来，笔者偶然在《福建青年》杂志上发现，有人提及庐隐的大女儿郭薇萱。1985年初，笔者去福州校对即将出版的《庐隐选集》清样，几经周折终于联系上在《福建青年》上撰稿的王国栋老师，并由他带领去见了郭薇萱。得知她当年被祖父派人接走后，一直住在福州仓山，任小学教师多年，上世纪80年代已退休。一提起母亲庐隐，她禁不住潸然泪下。回沪后，我写信告知李恕先：“你大姐找到了，我与她已在福州见过面。”

1985年5月，我编选的《庐隐选集》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我又写信告知李恕先。她回信说，想去福州见见长姐，顺便与出版社谈一下庐隐著作版权。1986年3月，李恕先出差到上海，她决定回广州前绕道福州去看望半个多世纪音讯全无的长姐。她抵沪后，我先带她去拜访了她母亲在北京女高师的同窗好友、《海滨故人》原型之一、时任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的程俊英教授。程教授已80多岁，住在华东师大一村。耄耋之年的程教授耳聪目明，头脑清醒，她招待客人吃午饭，跟李恕先说了很多话。她说我当年去过愚园坊看过你妈妈，你才这么大（用手比画），话都不太会说。宝宝（郭薇萱）比你大好几岁，她很乖巧。提起庐隐，程教授的眼睛有些湿润。

第二天送李恕先去上海火车站。我提前替她预购了上海到福州的车票。李恕先抵达福州后，终于见到了长姐郭薇萱。后来我偶然看到《福州日报》上登了一篇《庐隐著作及后人》的文章，其中提及庐隐两个亲生女儿在半个世纪后的重逢。令“牵线搭桥”的笔者颇感欣慰的是，这一对隔绝半个多世纪、彼此音信杳然的同母异父姐妹，见面时交换了两家人的“合家欢”照片。庐隐的在天之灵倘若有知，想必可含笑安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