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张悦然

小饭

张悦然写作二十年有余——作家仿佛都是长期主义的奉行者，至少好作家都是。虽然时隔八年才出版了新的长篇小说《天鹅旅馆》，但在这些年里张悦然始终在做和文学相关的事务。如今张悦然主要是在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写作，同时主编文学杂志《鲤》，《鲤》还操办了诸多文学比赛。做文学比赛，几乎无利可图，且非常消耗个人精力。但我始终明白张悦然为何愿意持续做这个事，容后再说。

“成为作家的最好时机就是今天。”这是张悦然在做文学比赛时的一句宣传语。当时我不以为意，甚至觉得这句话有忽悠的嫌疑。在今天，成为作家，愿意写作，把人生经验和想象力、推演力用文字的方式输出成为作品，究竟是否还是一种崇高的价值追求——这是我曾经怀疑过的。作家在当下的影响力已经远不如导演；更讽刺的是，作家对公众的关怀性的责任和娱乐性的担当，至少在传播领域，已经被短视频工作者所完全替代。无关褒贬，这样的判断几乎成为公众常识。

当时的游移不定，也让我一度中断了写作这件美好的事。直到后来，我又看到张悦然的一篇访谈，她说：“能否持续写作，永远是作家一个人的事情。”语气中的这份坚定给我极大的启发。我的另一位老师，王笛教授说过，（无论何时何地）不要陷入纯粹的消极，尽量找到支撑自己的事情。马伯庸说过的一句话也很有深意：作家是一种状态，只有在写作的人才能被称为作家。

对作家来说，每一次写作都是在认识自我。人只能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在这个基础上，通过写作了解自己是什么人，这一点就变得尤为重要。对读者来说，每一次阅读都是让自己的人生经验变得宽广或者宽厚。如果有人曾经像个负气的孩子一样抱怨过，文学让他的人生少了很多可能性——想想真是荒谬，人生的可能性只会因为文学而变得更多而不是相反。如果一个人会抱怨自己的人生，那他可能确实需要文学（或者戏剧）加入进来。我的老师张悦然还说过一句话：（写作）它的底色是真诚的，你认为自己在表演，但其实是本色出演。

但现在对于年轻人来说，写作是一件挺难坚持的事情。这是张悦然要做文学比赛的原因之一：他们需要时间和金钱的支持，还需要某种读者的“期待”——这仿佛是一场反哺。和张悦然同一辈的很多写作者，他们在年轻时候因为一次作文比赛而改变人生境遇——跟同龄人相比，他们因此更早对生活拥有了选择权。就像一次提前录取，因为写作而被一所叫作社会的大学所吸纳。

而当时操办那场比赛的人，彼时的年龄，正是张悦然此时的年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