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洪、沈寂忆巴金

罗洪夫妇看望巴金

罗洪《儿童节》书影

沈寂谈巴金版面

沈寂在回忆

◆韦泱

今年正值巴金先生一百二十周年诞辰。他曾帮助过许多年轻作家走上文坛，当年上海作家中的罗洪与沈寂就是其中两位，他们生前多次与我谈及巴老，话语中充满感激、感恩的特殊感情。

罗洪 巴金为我出版第一本书

罗洪与我谈起巴金，思路十分清晰。她说1931年5月9日，天气十分好，晴空万里，春风和煦。这天，在苏州市内的吴苑茶楼，她第一次见到了巴金。当时，罗洪与朱雯正在热恋之中。前一天，朱雯兴奋地对罗洪讲：“巴金来苏州了，明天大家可以见见面。”这个消息，让罗洪着实欣喜不已。

第二天一早，罗洪与朱雯早早来到吴苑茶楼等候。罗洪记得：“他当时戴着一副近视度不深的眼镜，神采奕奕，透露出一种哲人的智慧。初次见面，觉得他平易近人，一点没有大作家的架子。”

苏州茶苑的第一次见面后，罗洪和朱雯与巴金有了日益深厚的友情。当年放暑假时，他俩相约而行，一早就从苏州乘火车到上海，去看望巴金。待找到巴金的住所，已是上午十点多了。看样子巴金起床不久，刚吃过早点，准备工作的样子。一张书桌上，堆满书报杂志，只留中间很小的一块空处，供他伏案写作之用。几十年后，巴金自己写道：“环境永远是这样地单调，在一间宽敞的屋子里，面前是堆满书报和稿纸的方桌，旁边是那几扇送阳光进来的玻璃窗，还有一张破旧的沙发和两个小圆凳。”这样的描写，正是罗洪当年看得真切的场景。巴金当年正在写长篇小说《激流三部曲》的第二部《春》。罗洪一边听他说着不完全能听明白的四川话，一边却因为怕打扰了巴金的写作而有些不安。谈话中，巴金得知他们下午就要乘沪杭车赶回老家松江，便站起来说：“一起去吃顿饭吧！”

罗洪记得，去吃饭的地方不太远，吃的是西餐，这是罗洪平生第一次吃西餐，令她终生难忘。吃着不甚习惯而又新鲜好奇的西餐，听着巴金谈论文坛上的新闻动态，罗洪觉得自己像个乡巴佬，感到巴金懂得那么多，深为钦佩。巴金是个不善讲话的人，更不喜欢在大庭广众之间说话。但与友人交往中，可以看出他的热情与诚恳，有啥说啥。第二次去巴金家看望，他已经搬到楼下了。屋里的陈设还是老样子。《激流三部曲》已经完成，开始写《爱情三部曲》的第一部《雾》。他们谈到苏州东吴大学学生会邀请上海大道剧社来苏州，演出了《放下你的鞭子》等宣传抗日的剧目，又谈到东吴大学学生响应上海学生联合会的号召，去南京政府进行了一次请愿示威等等。巴金听着，不时点点头。以后，罗洪、朱雯每次从苏州回上海，总要去看望巴金。

1932年5月9日，正是选择与巴金在苏州相识一年后的这一天，罗洪与朱雯在上海三马路（今汉口路）孟渊旅馆举办结婚仪式。巴金自然是他们的首邀嘉宾。同时来出席他们婚礼的文友，还有施蛰存、赵景深、穆时英、陶亢德等。在这一场合，巴金第一次与施蛰存见面。以前他们常有书信往来，巴金给施主编的《现代》杂志的稿件，亦一直由索非转交。由于“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沪杭、沪宁两路的火车停开，罗洪婚后无法去苏州教书，就抓紧在家乡安居的这一机会，开始有系统地读中外名著。此时朱雯亦转校到上海，这样，他们与巴金的往来就更方便了。1934年，他们邀请巴金到松江，游览佘山风景区。当时去佘山的交通，只有小路。从上海到佘山取道松江最为便捷。他们特意雇了一条乌篷船，从松江向佘山进发。船在静静的水中航行，一路上发出轻微的汩汩声，这让他们的思绪又回到了五年前坐在马车上，在虎丘大路上疾行的情景。两相对照，别有一番情趣。游了佘山，又去了醉白池、西林塔等，还在刚建成的新松江旅社住了两个晚上。对巴金来说，这可是无比惬意的市郊两日游啊。

1936年，罗洪去看望巴金，向巴金谈起自己的写作情况，巴金听后，说可以将几篇小说集个本子，让他看看能否出版。当时，巴金正在主编《文学丛刊》，已出版了四集，计划出十集，每集十六本。作者中有文坛著名作家，如鲁迅、茅盾、沈从文等，更有不少当初没有知名度的青年作者，且大多没有出版过专著。过几日，罗洪就将发表在《文学》杂志上的小说《儿童节》等几篇小说集拢后，再将《腐鼠集》中较满意的《迟暮》《妈妈》和《祈祷》三篇补进去，以《儿童节》为书名，将稿件交给了巴金。不久，巴金就来了回信，说准备编在《文学丛刊》第五集中。得悉这一消息，罗洪十分高兴，她觉得巴金主编的这套丛书，在出版界、文学界及广大读者中，有很高的评价和声誉，能够编入这套丛书，“对我是一个极大的鼓励”。《儿童节》小说集，从交稿到出版，时间只用了四五个月，在当时，可以看出巴金任总编辑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工作效率之高。虽说罗洪在1935年出版过小说集《腐鼠集》，但时在战乱，未名书屋即将歇业，所以此书印数不多，流传就很有限。在罗洪心目中，由巴金编入《文学丛刊》里的《儿童节》，可说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部小说集。从此，罗洪在巴金不断的鼓励和扶持下，创作持续旺盛，她将巴金看作文学道路上的指路明灯，是她“心中最可珍视的文学老师”。

一直到1949年后，罗洪每年都要去武康路看望巴金，后又到华东医院去探望病中的巴金。只是后来她觉得不便再去打扰巴金了，因为巴金无法说话，无法与人交流，“这对巴金来说，也是一桩苦恼事”。在巴金百岁诞辰之时，罗洪特意去医院，送了百朵红玫瑰以贺百岁。在医院里，罗洪隔着玻璃窗，与巴金见了最后一面。

交谈中，罗洪讲到，多次想到苏州去故地重游，看一看当年与巴金相见时的那家吴苑茶楼，不知现在面貌如何。无奈年迈体衰，恐难成行了。但罗洪牢记巴金的话，要多写些，多出些成果。所以，那些年在出版《罗洪散文》后，她又出版了三卷本《罗洪文集》，还在《上海文学》发表了中篇小说《一个真实的故事》。她为文坛留下了可资借鉴的真实而富有艺术感染力的文学作品，这殊为不易。罗洪与巴金从1931年自苏州相识，交谊深笃，历经风霜雨雪而绵延。这在现代文学史中，是绝无仅有的。罗洪比巴金仅小六岁，当属同辈作家，然而罗洪始终尊敬地将巴金看作文学老师，可见巴金在罗洪心中的位置。在现今文坛上，有如此长久而弥坚的师生之情，唯有罗洪与巴金。

沈寂 巴金鼓励我写“大世界”

沈寂生于1924年，他在1939年读高中时，便开始对文学产生兴趣，广泛阅读各种文学作品。他说那时不但读武侠小说、侦探小说、言情小说，“还读冰心、巴金等现代作家作品，尤其是巴金的‘爱情三部曲’写得好”。这是沈寂先生第一次与我谈起巴金。沈寂是上世纪40年代成长的作家，文学爱好者在成为作家之前，都会热衷于文学作品的阅读，沈寂也不能例外。他读过巴金的“爱情三部曲”《雾》《雨》《电》，也读过“激流三部曲”《家》《春》《秋》，以他个人的阅读偏好，作出他的评判，认为对读者影响甚大的“激流三部曲”，在他眼中，反而不如“爱情三部曲”，因为后者作家的视野更宽广，容纳了更多的社会背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成长的作家，很少不受巴金等现代作家的影响的。

1941年，沈寂就读的圣约翰附中被日本兵占领，他与同学三人通过地下党介绍，投奔丹阳新四军。在当晚欢迎会后的交谈中，部队王团长问询大家平时喜欢阅读哪些文学作品，沈寂答道，喜欢读巴金的作品。这是沈寂第二次跟我提及巴金。在1949年以前，巴金的作品已具广泛影响，相关评论也不少，肯定或否定，都见仁见智。在欢迎会上，沈寂用口琴吹奏外国曲目《Home Sweet Home》（甜蜜的家）。事后，王团长说“战士是不能想家的”，对沈寂婉转提出了批评。其实，战士们未必听得懂此曲，但王团长能懂，这说明，他既是军人，也是军中文化人，了解社会上对巴金有多种评说。

1948年，沈寂以伏西旅为笔名，对巴金选编出版的《西班牙的苦难》等四本画册，选了十幅画进行评述，均刊《幸福》第二卷第八期。这是沈寂第三次说到巴金。当年，沈寂正在主编《幸福》杂志。他不但广约作家供稿，自己也动笔写作。当他读到新出版的巴金所编几本画册，被深深吸引，不能自已。即刻以其中一册书名为题，撰写《西班牙的苦难》一文，发表在《幸福》上。文中写道：“我想介绍几幅画，我没有看到比这更令人感动，更有力量的画了，它们描绘的是西班牙的加里西亚殉道者的种种遭遇……不只在西班牙，在全世界，殉道者们的志愿会成为事实，因为这世界一天不平等，反抗便一天不停止，而殉道者的精神便永远有人接传下去。”接着，沈寂按十幅画所表达的思想，写了十段评论文字，其中四幅配了画，图文篇幅占了刊物满满的四个页码。巴金看到这期《幸福》，高兴地致信沈寂，表示遇到知音十分感谢。可惜这封来信在后来的运动中被抄走，一去不复返。

1956年，由赵清阁提议并联名赵景深，介绍沈寂加入上海作家协会。在欢迎新会员大会上，主持人巴金询问沈寂创作打算，沈答准备写写大世界，巴金说好，这个题材无人写。后因故这个题材未能动笔。那天沈寂作为新会员，第一次参加作协召开的欢迎会。刚选任上海作协主席的巴金主持欢迎仪式，并请新会员漫谈创作打算。沈寂处世低调，坐在会场后边，被巴金一眼看见。两人早就相熟，像老朋友那样微笑着打招呼。不多时，巴金就点名请沈寂也谈谈创作计划。沈寂虽有顾虑，但面对巴金，也就直说了。当年在上海有一句流行语，叫“不逛大世界，枉来大上海”，但也有人认为，大世界是旧社会的产物，藏污纳垢，与新社会格格不入。而巴金是从旧上海过来之人，他了解大世界的历史，觉得应该让青年读者知道大世界的来龙去脉，以此作为了解上海的一面镜子。他当即插话，肯定了沈寂的创作想法。作为作协领导，巴金的思想是开明的、辩证的，体现了党的“百花齐放”创作精神。直至“四人帮”粉碎后，曾是沈寂复旦大学校友、一起办过油印文艺刊物《青的果》的王殊（曾任中国驻德大使、外交部副部长），来上海看望沈寂等老友，柯灵闻悉，遂设家宴请客，还邀来好友巴金、辛笛、徐开垒等。聚餐会上，巴金念念不忘旧情，见到沈寂便询问：大世界题材现在可以写了吧？沈寂当即表示：能写，谢谢巴老鼓励。20世纪40年代出版过《盐场》等小说集的沈寂，焕发了创作青春。不久，撰写出版了长篇传记小说《上海大世界》，《上海大亨》《上海大班》等作品也相继问世。

谈起巴金，沈寂先生富有感恩之情地说：在上海作家中，巴老是“敏于思、讷于言”的典型代表。我对于他的尊敬，主要是阅读他的作品。他对我的关心，早已成为我创作的动力，几十年来，激励我对写作不弃不离，笔耕不辍。沈寂在世时，我将他与巴金的相关内容写进了《沈寂年表》，他甚为高兴。

如今，罗洪、沈寂两位老作家也驾鹤西去，每每想起他们回忆巴金时的那般真情，依然令我心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