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谈《福尔摩斯中国奇遇记》

陈建华

前数年我在研究生课上讲到侦探小说，讲到陈冷血和包天笑的两个短篇，是讲福氏到上海的滑稽故事。最近战玉冰君送我《福尔摩斯中国奇遇记》，不料他对同类小说广为搜罗而编成一本书，喜何如之。此书很有看头，笑点不断，也不乏引人思索之处。

福尔摩斯是英国大侦探，柯南道尔笔下的小说人物，自从1887年《血字的研究》见世以来，福氏侦探系列一直畅销走红。1896年《时务报》开始出现中文翻译以来，新的译作层出不穷，很是火爆。1904年上海12月《时报》上刊登陈冷血的《歇洛克来游上海第一案》，别出心裁，说他来到上海，某人要求根据其相貌推断来龙去脉，福尔摩斯说他昨夜里在抽鸦片、赌牌等，一一说准，却被嘲笑说这些都是“人生寻常事，何用汝探？”意为在我们这里都是常识，根本不需要你来侦探。福尔摩斯被搞得灰头土脸，下不了台。后来又有包天笑的第二案，以及两人的第三、四案（最近华斯比君发现“第五案”），皆叙述福尔摩斯如何“失败”，如分不清吗啡与戒烟药、烟枪与枪支，于是慨叹：“从此后我不敢再问华人事矣！”

故事无非搞笑蹭热度，似给侦探热泼冷水，却不无文化意涵，就像包天笑用“橘逾淮而为枳”的成语，认为侦探讲究科学理性，是洋人的玩意，而中国社会十分复杂，不是侦探所能解决，照搬过来也会变味。陈冷血是《时报》主笔，以犀利的“时评”著称，胡适、鲁迅都喜欢看。他这番开涮福尔摩斯，似跟梁启超抬杠。梁因为提倡“小说界革命”而群山响应，风头无两，在陈看来那种用小说救国救民的“革命”主张过于高大上，而忽视了小说的娱乐功能。另外福氏最初在中国发迹，乃始自梁启超主编的《时务报》，大约看到他主编的《新民丛报》又在刊登福尔摩斯的翻译，起了恶搞的念头。

没想到一发不可收，刘半农是大功臣。我们知道刘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干将之一，早些时候跟上海鸳鸯蝴蝶派文人打得火热，1916年中华书局出版《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译者周瘦鹃、陈蝶仙、严独鹤等几乎囊括鸳蝴派名家，刘半农是译者之一。他的《福尔摩斯大失败》开头提到《时报》的陈、包之作，仍沿着他们的思路，继续讲福氏失败的故事，却另辟蹊径。福尔摩斯正式为华人办案，为一珠宝商去四马路某浴堂查勘他遗失的珠宝，结果一无所获，自己的衣服钱财被窃，赤条条困在浴堂里，啼笑皆非。或去南市老城区破获一个乱党机关，结果自己被人捆绑，原来是一伙人做局，让他上当受骗，出尽洋相。小说里对撒尿老爷街等细节描写颇具老城厢特色。本来在陈、包的小说里，与福氏作对的都是上海滩白相人，不无暴露十里洋场光怪陆离的意思，而在刘的笔下，他们诡计多端，把福尔摩斯玩于股掌之上，某种程度含有民族情绪的发泄。

第四案风格突变，情节更曲折。与参与编译《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有关，刘半农开始有意模仿福氏探案的写法，以华生口吻叙事，玩数字密码；第五案全是福尔摩斯给华生的信件，或标明出自全集某处等，俨然以专家自居。另一方面福氏的形象完全走样，几乎把他变成一个中国人，娶了女工做老婆，且羡慕一夫多妻的传统，看中手下的女打字员，结果她与其同事男友合谋，她把福氏约到公园见面，假作亲昵状，让男友偷拍，然后用照片要挟福氏，逼他给两人签下十年雇佣的合同。

刘半农的五篇小说发表于1915年-1916年的《中华小说界》，标为“滑稽侦探”，其实距陈、包的故事有十年之久，却由此激活了对福尔摩斯失败的想象。原来文化差异的意思不复存在，后来许多续作也是“滑稽侦探”，遂成为侦探小说中的一个门类。在涤烦的《一万》等篇里，福尔摩斯开了事务所，对手下或旁人不是骂就是打，全无绅士风度。使福氏失败的那些人叫秦凯新（寻开心）、胡图旦（糊涂蛋）、穆良新（抹良心）等，皆鸡鸣狗盗之辈，是黑幕小说的笔法。另有个名为“涤烦”的，为同时期的《小说新报》画了不少美人封面，不知是否为同一人。书中收入朱瘦菊的《习惯》和《六零六》。朱是个高手，他的长篇《歇浦潮》为张爱玲激赏，导演的《风雨之夜》垂名电影史。这两篇写得清通文雅，已是标准的现代白话。

这类小说作为一个侦探类型，属于福尔摩斯小说的旁支的移植，更多是对“西方”的观念的想象，尽挖苦奚落之能事，含有半殖民地大众的心理基础。“滑稽”是这类小说的润滑剂，具游戏性质，也是通俗文学的不二法门。它不必严格遵循科学逻辑，却展现城市隐秘角落的生活样态，世俗人情，三教九流，无所不包，从“他者”的镜子映现出普通人的狡诘伎俩，日常智慧。像涤烦、朱瘦菊的小说发表在《大世界》《新世界》之类的游戏场报上，受众为市民大众，在那些游戏场最受欢迎的是卓别林的滑稽电影，以哈哈一笑化解生活中的快乐与痛苦。

书中收入包天笑在1923年写的《福尔摩斯再到上海》，老调重弹，无奈时过境迁，没人接茬。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国产侦探小说正式登场，由程小青的霍桑系列与孙了红的鲁平系列引领，分别从英国福尔摩斯与法国亚森罗苹的两大系统演变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