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骥才
一条江水的源头总是令人痴迷。它没有波涛汹涌,没有滚滚洪流,或许只有一些断断续续的涓涓细水,在山口的乱石和丛莽中闪闪发光、跳跃。其实所有宏大事物最初都是这般景象。记得本世纪初,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刚刚确立,许多人对“非物质文化”这个概念还闻所未闻、不得其解,我国学者向云驹先生就写了《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一书,旨在向国人介绍这类遗产的性质、本质、特征、重要性、整体与逻辑,以及相关的知识等等。他请我写序。也许由于这本书的理论太超前,我竟然在序中写了这样一段话:“从学科理论的创建上说,这是平地起楼。它无论对于当代中国的遗产保护,还是民间文化的田野普查与整理,都是必要和重要的理论支持。而其本身已具有文化遗产学的骨架与气象了。”
记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北京的代表青岛泰之先生看过这本书的书稿后对我说:“这是关于非遗的第一本书。”时间过去了二十年,现在重读自己这段话时,不禁暗暗吃惊。那时我就“先知先觉”有了“非遗学”的概念吗?这是向云驹给我的一种启发,是学者们的学术敏感,还是我们已然朦朦胧胧有了一种崭新的遗产观?
是的。是学术敏感,是一种新的遗产观,于是,眼前升起了一片梦幻般、全新的学科景象。这景象在蓬勃发展的非遗事业中愈来愈清晰。因此,今天“非遗学”的出现,已不再是学术的狂想,而是学术的必然。它的出现表现了我们的学术界高度的文化自觉与前卫的精神。
一个学科的建立首先是要为它立言,继而为它立论。立言是阐发学科的重要性、独立性和必不可少,呼吁更多学人的关切和加入;立论则是要阐明学科的使命、立场、特征、核心内容与内在逻辑,树立起它的框架。我们之所以要为它立言立论,是因为:非遗学的学术独立性还被质疑,还在与相关的民俗学和民艺学拢在一起,难以剥离;尤其是在面对非遗现实复杂的问题与困难时,我们的理论应对艰难;我们手中的非遗学还有诸多空白,还缺乏足够的得心应手的学术工具。
尽管我们已经做得很快很多,但还不够快不够充分。非遗学无疑是一个“前程远大”的学术生命,现在却还身处少年。我们最重要的工作是从非遗学理论的原点出发,探索非遗学自身的本质、特征、构成,逐步并严密地建构起它的知识体系与理论体系。
从非遗概念诞生伊始,我便工作其中。非遗是我对中华文化的关切点;为它立言立论,也是我必须承担的一种使命。为此,我将自己二十年来对非遗及其学科本身的思考与言论,摘要结成此集,以表达我在非遗学元理论上的个见。同时,也把我所做一些具体的、大型的非遗项目时的种种探索,举要附录书中,这些个案都是非遗学必需的工作实践。
在一个学科的初创时期,学术需要探索、凿空、开拓、讨论;需要不揣浅陋,不惧失败,投砾引珠,是为本意。因编此小书,并作序,自表白。(本文为《非遗学原理》自序,人民文学出版社2024年9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