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泉山：上海“金字塔”

象牙权杖

玉璧

玉琮

◆ 曹伟明

文明古国间的文化对话

埃及与中国同为文明古国。2024年，恰逢中埃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和“中埃伙伴年”之际，上海博物馆举办了“对话世界——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引起了一票难求的看展轰动。这让我想起了自己在任青浦区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局长时，参与上海“金字塔”——福泉山古文化遗址考古发掘、研究的经历，对中埃两国“金字塔”神奇相通、中外文化交流对话、古代与现代文明互鉴，有了新的发现与感悟。

古埃及的金字塔是石头堆的，福泉山的“金字塔”是土筑的，但两者的文明有不少相似之处：都是农耕文化、大河文化，江河湖海的奔流，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和智慧相通。那“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艺术成就亦相映成趣。尤其是那充满想象力的象形文字和精雕细刻的礼器等，令人遐想。福泉山良渚墓中出土的玉钺和象牙权杖是中国最早军政大权的象征，玉琮与玉璧则代表神权。其出土的甲骨文刻划符号，与埃及的象形文字有不少相近之处；方锥形玉器与埃及大神殿前的方尖碑形、良渚时期巫师御虎的人兽纹与埃及的狮身人面像都有异曲同工之美；良渚玉鸟与埃及王徽的结构也十分酷似；当然，还有那高土台墓地与埃及金字塔，同为陵寝，意义相近。是人类文化心理的一致，还是文化交流影响的巧合？文明所包含的力量，实在是让人着迷。

半块玉璧叩开“金字塔”之门

福泉山，又名覆船山，据史书记载，福泉山所在的重固镇“相传为宋韩蕲王掩军士骸骨处”，可见此地在古代是一片丛葬地。福泉山位于重固镇西侧农田，呈不规则的长方形，东西长约94米，南北宽84米，高7.5米；东、南、西三面斜直，北部坡面二级台阶，是古代太湖地区在沼泽地带中的一种典型高台墓地。山上土质干硬，植物不易生长。1962年时满布明清墓葬，后经平整土地，镇政府在其上开垦种植毛竹，但不久大批毛竹枯死而箭竹丛生。遗址所在地河道纵横、地势低洼，海拔仅3.3米，周围东有通波塘，可直通市区与苏州，西有堰西港，南傍山泾港和庄泾港。

1962年上海市开展文物普查时，在山坡上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陶片、石器与红烧土等文化堆积。1977年经报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宣布为文物保护地点。同年，当地重固中学师生在山下田间劳动时，又发现数件崧泽文化的陶器。1979年底，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报请国家文物局批准，由上海博物馆副馆长、考古专家黄宣佩研究员带队对福泉山遗址进行试掘，在山的周围开探沟15条，面积130平方米，探明山下农田内，西侧有马家浜文化层，北侧有良渚与崧泽文化的叠压层，东侧有良渚文化层，南侧面有戚家墩与马桥文化的叠压层，并清理了战国印纹陶墓2座。遗址范围以福泉山为中心，东西长约500米，南北宽约300米，面积约15万平方米。其后，20世纪80年代，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考古发掘，成果引起了国内外文博界的轰动。当时，国内著名的考古权威苏秉琦先生称福泉山是中国古代的历史年表、上海土筑的金字塔。福泉山遗址出土的各类文物达2800余件，是一座名副其实的文化宝库。而真正打开宝库的金钥匙，是半块良渚文化玉璧。

1982年8月一天下午，天气酷热，青浦博物馆来了两位农民工，要求鉴定古董。其中一位年纪稍长的拿出一个纸包，慢慢一层层打开，呈湖绿色的半块玉璧出现在人们面前。工作人员用放大镜对着断面进行了仔细观察，发现断面上没有一点杂物，断口处清晰新鲜，断定是刚刚断裂的新痕。原来，重固自来水厂大门前修路，从福泉山东南侧取土铺路，下午民工用手推的翻斗车运土时发现了它，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找了一些旧报纸包好就匆忙来博物馆请求鉴定。工作人员意识到，玉璧的另一半可能还在原地，或许破璧还能重圆，立即与民工一起赶往工地现场，用工具细心地一点一点清理。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努力，终于发现了另外半块玉璧，擦净泥土，与先前的半块合在一起，丝毫不差，天衣无缝。通过测量，这块福泉山的玉璧直径达到了26厘米，根据资料比对，应属于良渚文化时期，系首次在上海出土，而且体量这么大、玉质这么好，在江苏、浙江出土的良渚玉璧中也非常少见。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专家看到玉璧后激动不已，决定立即组织考古队会同青浦博物馆进行抢救性发掘。一座满是玉璧、玉琮、玉斧等随葬物的良渚文化大墓发掘出来了。墓中还有那些隐蔽在泥土里的珠形、管形等小型器物，整个墓的随葬器物有119件；其中，钺、琮、璧、坠、珠等各类玉器就有108件；如今上海博物馆的重要收藏中的象牙权杖、呈半透明湖绿状的玉钺都是在这墓中发现的。

一次试掘与三次发掘的面积达2235平方米，总共清理了崧泽文化的居址1处、墓葬19座，良渚文化墓葬30座，以及战国墓6座，西汉墓96座，唐墓1座，宋墓2座。出土各类文物2800余件，获得重大成果。福泉山遗址文化层堆积深厚，内涵博大，为考古学和上海史的研究，提供了丰富而翔实的资料。2001年6月25日，国务院批准公布了文化部、国家文物局提出的518处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上海福泉山遗址列入其中。

那半块玉璧，犹如一把金钥匙，打开了这座文化宝库之门。现在，它与后来找到的半块重新团圆后，经上海博物馆的技师修复，陈列在青浦博物馆古文化展厅内，成为镇馆之宝。

古代上海的先进生产力

上海先民早在五六千年前，便在青浦重固地区生存和活动。当时的上海地表，以坦荡的平原和纵横交错的水网、湖荡最具特色。这里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从文化地理的角度来看，福泉山遗址文化应属湿泽型文化。发掘的随葬品鲨鱼牙齿表明，当时的先民早已涉足于海上，开发了沿海岛屿。所使用的水上交通工具主要是整段大树干刳制而成的独木舟和竹木编扎而成的筏子。同时，也出现了将若干独木舟并联固定而成的“舫”。动力主要靠水流漂动和人用木桨、木板或竹篙等划水。

手工业已相当发达。生产工具按质料可分为：石、骨、角、木、竹、陶和玉等；按用途可分为：农业工具、木作工具、狩猎工具、纺织工具和制陶、制玉、髹漆、竹编和酿酒等专业工具。也有一器多用的现象。农业工具不但品种多样，而且可以基本配套，形成一个系列，使用于各个生产环节。主要农具是石器，具体说有石犁、石锛、石铲、带把石刀、半月形石刀（石铚）、石耨（耘田器）、石镰、石斧、石钺、石锄、石靴形刀、石耜等。另外还有木制和骨制的各类农具。这些出土的石器农具大多通体磨光，制作规整考究，刃部锋利，钻孔技艺高超，具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其石质地多数为青灰色页岩和水成岩，少数为黝黑色水成岩或黑底白斑大理岩及常墨绿斑的花岗岩等。木作工具也相当发达。主要用于制作加工木器和木构件及造船。还有一些石镞、石矛、石网坠、石球、骨镞、陶网坠和用竹篾条编结的“倒梢”等渔猎工具。石犁的运用不仅使原来用耜或锄翻土的间歇性劳作发展成连续动作的犁耕，极大地提高了劳动效率，而且还改善了土壤结构，增强了地力，是中国农业生产高度发展的一大标志。

农业的发展，促进了上海先民对家畜的饲养。就福泉山考古发现来看，上海先民已圈养了猪、狗、鸡和鸭等。饲养家猪已较普遍，在福泉山遗址或墓中常有家猪的遗骨和牙齿发现。家猪不但是人们肉食的来源，而且还是“粮食”的储备，对一时出现的粮荒，也起着一定的补充作用。

博大精深的精神世界

上海先民在创造了先进生产力的同时，还创造了灿烂的文化。

“玉，石之美者也”。福泉山遗址出土的玉器数量极多，特色最浓，内涵也最为丰富。诸如玉琮、玉璧、玉璜、玉玦、玉镯、玉环、玉管、玉坠、玉斧、玉鸟、玉蝉、玉带钩等。同时，还有蕴含宗教色彩的玉琀等。品种有五六十种之多。按玉器的功能来看，大致可分为礼器、装饰品、生活用器和工具、组装件和杂器等四大类。出土的玉器不仅以造型端庄对称、品种丰富多彩取胜，更以其堪称鬼斧神工的精湛制作技艺而令人拍案叫绝。虽然玉的硬度很强，琢磨相当困难，然而，古有“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之说，考古学家发现了一些硬度高于玉的制玉工具，如石英、玛瑙、黑曜石等，为此说提供了实物证据。俗话说，“玉不琢不成器”。根据出土的玉器和钻头推断，上海先民的玉器制作已成为独立的手工业部门，“玉工”和“玉人”已采用了切、割、挖、凿、划、钻、磨、琢、雕、刻及抛光等技艺，还有可能发明了带有机械原理的木结构“砣床”等，其高超的治玉技艺，令人叹为观止。

玉器中的礼器，也称礼玉，大致有琮、璧、瑷、钺、柱形器、圭等。按其功能来看，既是礼仪用器，又是原始宗教用的法器，同时，还有象征墓主人身份标志的葬玉等。玉器装饰品则大多是人体、冠帽和服饰上的饰件，所占比例最大，品种也最丰富，几乎从头到脚，身体的各个部位都有玉饰品。透过这琳琅满目和精雕细琢的饰品，我们可以遥想出当年集王权与神权于一体的显贵者，浑身散发着珠光宝气的非凡气派。

福泉山遗址出土的玉琮和玉璧最令人瞩目。玉琮呈“内圆外方”，是先民“天圆地方”宇宙观的体现。玉琮的方、圆代表地和天，中间的穿孔表示天地之间的沟通。从孔中穿过的棍子就是天地柱。在许多琮上有动物图像，表示巫师通过天地柱在动物的协助下沟通天地。青玉鸟纹神玉琮玉质淡绿色，半透明，琮的四周以角线为中心，各雕琢一尊神像，神像的上下四角细刻着四只飞鸟，纹饰的主纹和填纹有浅浮雕和线刻，呈现出极度高超的雕琢技巧，器表还作细致的抛光，反射出一种玻璃般的光泽。

玉琮“神徽”的发现，则是考古史上的重大突破，它不仅展现了上海先民玉工空前的治玉奇迹，同时，更复活了尘封数千载之久上海先民的精神文化世界；海外学者竟称这“神徽”为“星外人”。中国考古学专家则称这“神徽”富有民族特色，可能是抽象地演绎中国古代最常见的神灵动物母题“龙”与“凤”，至于“图案”中的“人”，应是指死去的祖先。所以，这“神徽”的花纹，应是“神祖动物面的复合像”。或者可以解释为一位头戴羽冠的英俊战神，其胸腹部位隐蔽在兽面盾之后，作冲击前跳跃动作。或是解释为兽神的人形化，可认作在兽面的表象里包含着人形的精灵，或者兽的精灵已具有人的形状。

福泉山遗址出土的陶器以泥质的灰陶最富特征，但也有少量的红陶和彩陶，而黑陶成为新石器晚期最突出的代表。它典雅、质朴、制作精良、造型优美。器形较多的有鼎、豆、壶、罐、釜、杯、盘等，都采用当时最先进的拉坯和轮制相结合的技法，坯胎薄而均匀。有的陶器绘漩涡勾连纹、曲折纹、鸟纹、网纹、编织纹等图案，线条精细流畅，取得了实用和美观相一致的效果，这在几千年前的原始社会，是难能可贵的，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上海先民的生活理念。譬如：出土的黑衣灰陶阔把翘流壶，造型类似立鸟，器表乌黑发亮，显现出金属般的光泽，通体细刻曲折纹和鸟纹，是良渚黑陶工艺的代表作。而黑陶贯耳壶，造型为高颈直口，略微向外舒展，颈肩之间巧妙地配装了两只对称的贯耳，十分显眼。贯耳壶表面还留下不少刻痕，考古学家认为这是上海先民的原始文字符号，是一个上海先民诗和远方的愿望之“谜”。

形象生动的“历史年表”

根据考古发现，福泉山遗址保留了诸多以新石器时期为代表的、早晚有序文化叠压遗存：

距今约7000-6000年前的三处红烧土和其他文化遗存，与浙江河姆渡出土的祭祀碑，属于同一个类型；

属于原始社会净土祭祀的遗留物及马家浜文化类的石器、陶器和禽兽骨制成的生产工具、生活玉饰及妇女随葬品多于男子的现象，反映出母系社会渔猎生活的原始文化；

距今约6000-5300年前的崧泽文化时期的磨制石器如钻孔石器、骨镞、骨匕、牙手镯、玉饰、陶纺轮以及可供20人食用的夹砂大陶鼎、稻谷遗存和以男子为中心的葬式，男性仰身直肢，女性则侧身相向，反映了母系社会向氏族公社转化的过程，渔猎为主向农业为主社会转化的新石器时代文化；

有约5300-4000年前良渚文化时期的精美石器，原始文字符号的陶器、玉器及牙雕等。那以石英砂岩为原料的石斧、石钺等精巧度与光洁度几可与玉璧等媲美。一些细刻的玉琮甚至呈现出三个浮雕层次，是新石器时期玉雕工艺中的瑰宝；

两座人殉墓和陪葬物则反映出了原始氏族社会转向奴隶社会的新石器晚期的文化；

一批商朝、周朝、战国、秦朝、汉朝、唐朝、宋朝时期的文化遗存的出土，反映了由奴隶社会转化为封建社会的近古文化……

福泉山遗址对研究上海地区乃至中华民族的古代社会形态和文化面貌，意义重大，被考古专家誉为中国古代的“历史年表”。福泉山遗址完整地保存了一方有黄褐、灰褐、灰黑、青灰等五色土层的文化叠压遗存，以及远古到近古时期的大量文物。它不但充实和发展了河姆渡、马家浜、崧泽、良渚时期古文化的内容，而且为研究长江流域下游人类发展史和上海地区的历史文化，提供了重要的文物资源。出土的典型的大汶口文化彩绘陶背壶、夹砂陶缸形器以及陶器与玉器上的图像或刻符等，更是与龙山文化彼此接触碰撞或影响后的产物，也说明了长江文明和黄河文明的交汇和交融。

福泉山古文化遗址作为上海古文化的高峰，洋溢着一种上海独特的精细、精致、精到、精美的味道。“有效保护，合理利用。”如果在当地建造遗址博物馆，将吸引世界各地游客的匆匆步履，在极大地提高上海历史文化知名度的同时，又能成为全球文化交流的重要使者。期盼上海土筑的“金字塔”走近寻常百姓，走近中外友人，走出上海，走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