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和之道

尹学芸

太和就是大和。是指天地之间的冲和之气——先对冲，再融合。其实就是阴阳中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那种形态。生命中充满了走向太和的元素。人的精神、元气、平和的心理状态，春夏秋冬四时节气的正常交替，都是太和的表现。太和是万物的生存之道。

我写了一部长篇小说叫《太和》。2024年8月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太和也是天津北部蓟州区域内的一处滞洪区，俗称东洼。相对应的还有西洼，又叫青甸洼，是我家乡的所在地。为家乡的某一类人写一本书，是我很多年前的念想。有意无意间，我也一直在作准备。这类人叫童养媳。如今，差不多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在我小时候，随处都能够看到她们的身影。童养媳并不仅仅意味着人口买卖。有的只是因为家境贫寒，养不起多出来的那张嘴，随便就送了人。还有，因为家庭变故，女孩成了累赘。在旧时代，最不缺的就是孩子，尤其是女孩子。一袋高粱，或两斗小米，都可能成为童养媳的身价。种种光怪陆离的剧目，在乡村上演了几千年。

我小时候到生产队出学生工，经常听到女人们相互诉苦。诉苦的内容，不外乎丈夫如何婆婆如何。还有大姑子小姑子，大伯子小叔子。可见，不幸的媳妇要面临多少“敌人”。童养媳的境遇更极端些。因为寄人篱下，这样的姿势会作为烙印刻进皮肉里，成为命运的一部分。几代人住在一个屋檐下，只有媳妇是外人。女人为难女人，是家庭的种子戏码。婆婆也是外来的，但因为多年的媳妇“熬”成婆，便承袭了伦理道德的一些规则，年轻时受的委屈，会自觉不自觉地复制到儿媳身上。家族中，各种各样女性的命运总会提拎起我的神经，让我侧过头去想。侧过头去是在想这一类的女人，而不单单是眼前的女人。她们的命运中，有着带血带泪的哀伤，但表面不动声色。家家都是寻常烟火，没有谁比谁更特殊。大家围坐在一起讲“古记”，女人也是听众，但从不觉得自己是故事的一部分。生活教会了女人服从和隐忍。“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根扁担抱着走。”记忆中，母亲边纳鞋底边轻轻说出，像在唱歌谣。

村庄被一条河堤围绕，三面环水。这个被我定义为罕村的地方，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这里坐落在西洼的边沿上。大块的黑土地呈黏性，丰饶而又肥沃，与东洼的盐碱地形成鲜明对比。老人们都说，种子随便扔，扔什么长什么。割麦子，掰玉米，掐高粱和谷穗。地垄一眼望不到边，烈焰蒸腾中，女人总是和男人干一样的活计。

有一天，她来到了我们家。她住在前街，距我家很远。这时候生产队刚解体。“那些日子可熬过去了。”她边说边打开一块旧手帕，里面包了五十枚大铜子。“这些值钱吗？”她眼巴巴地看着我。

她只有不足一米四的身高，小小的头颅，脑后松散地挽着个髻。传说她一辈子不能上桌子吃饭，只是端着碗蹲在灶坑前。她说这些大铜子是从男人身上解下来的，把男人的皮肉都硌烂了。男人觉得值钱，便白天黑夜都揣身上。“能卖多少是多少。”我送她出院子，她絮絮地说。“我口袋里经常一分钱也没有。”

我知道她是童养媳。在这之前，我从没想过童养媳是怎样一个概念。村里人都叫她“囤子媳妇”。后来我想了下这个“囤”字，简直是为她量身定制的。谁都不记得她八岁时的模样。不知道她人生有过怎样的痛苦和挣扎。大家都忙自己的，一窝八口，柴米油盐，每天都有干不完的活计。后来我又了解了更多童养媳的信息。女性的命运史中，有这样一个名词长期被忽略，真是让人不甘。

随便一个场合都能遇到这样的话题。比如这个晚上，几个朋友小聚。一个山西籍的记者说自己的奶奶就是童养媳。当时我想，现在的90后或00后，还会知道这样一个身份意味着什么吗？

“树越来越小，草越来越低。”写下这一行字，我自觉找到了她的来处，也找到了小说的切入点。那时这部小说还没有名字。那座属于盐碱地的大洼，名叫太和。太和是大词，就像三生万物一样有种无尽感。我请朋友写了“太和”两个大字，端详。黑色的墨，有一种饱和酣畅。仿佛一大片区域进行了空间腾挪，被两个巨大的墨字收储。这种感觉真是奇妙。她从内里走了出来。一个叫潘美荣的人，八岁被母亲牵着手送到了罕村的“表叔”家。一表三千里，那样一种牵强的概念在乡俗的熟人情感中，简直无所不包。一株草，一棵树，一片庄稼，都是与天地共生的一部分。因为有这些元素在，太和才存在。宇宙才存在。四季才会分明。万物才会形成自然法则。人活天地间，有的是迫不得已。有的是情非所愿。人生就是各种故事的合订本。但人生是一种态度。在被挤压的空间里，在漫长的时间轴线上，活着。这是一种目的。没有比这个目的更强悍、更有说服力了。

各有各的“太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