凿壁运光的人

庞余亮

1984年，我17岁，在扬州做着我的文学梦。

这个梦于我，有点好高骛远。没有多少阅读积累，没有多少创作经验，当然，也没有任何文学导师在身边。还是不甘心。于是，就疯狂找书，找能够“辅导”我的书。

学院图书馆里的书实在太陈旧了。我把目光盯住了扬州新华书店。扬州新华书店在扬州最老的一条路──国庆路上。

我去国庆路新华书店总是步行着去。买书的钱都是从自己牙缝里挤出来的。然后，和写作一样，我的阅读同样没有“导师”。我还没有学会阅读的辨别，只知道热爱，只要是诗与散文的新书我都要想方设法买下来。

在扬州国庆路新华书店，盲目的我买了一大堆价格不高同时也良莠不齐的书。幸运的是，在窘迫的盲目的购书中，我误打误撞选中了一本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书《俄苏名家散文选》。

这本薄薄的也即将成为我文学校音者的散文选的封面相当朴素，上面仅有两株白桦，青春的白桦。封底上仅仅署“0.31”元。

打开这本书，我掉进炫目的宇宙里了。

这本仅有79页的散文集一共收入八位作家十八篇灿烂的散文——当时我们读多了类似杨朔的散文、类似刘白羽的散文——我一下子有点目眩。这是一片多么蔚蓝的天空，蓝得连我怯弱的影子都融掉了。

我过去的关于“起承转合”的散文写作方式一下子被冲垮了。我学习（或者叫模仿）着写下了我的第一行诗《雾》，想想多稚嫩——“雾走了，留下了一颗颗水晶心。”多年以后我只记住了这一句，而再看看普里什文的《林中水滴》，我觉着了我的矫情，但我跨出了最关键的一步，我从我的身体中不由自主地跨了出去──由于这蔚蓝的王国里一朵矢前菊的诱惑。

普里什文和万事万物平起平坐的目光像雨露一样浇灌着我的文字。

我有了和过去不一样的文学嗓音，这嗓音后来也在获得鲁迅文学奖的散文集《小先生》中。

其实还不止普里什文。还有柯罗连柯的《灯光》、屠格涅夫的《鸽子》、契诃夫的《河上》、蒲宁的《“希望号”》、高尔基的《早晨》、帕乌斯托夫斯基的《黄色的光》。

我一直没有丢弃这本书。我经历了多次搬书的经历。从扬州到黄邳，又从黄邳到沙沟，在沙沟又经历了几次，再到我现在居住的长江边的小城靖江，但这本薄薄的《俄苏名家散文选》是跟着我时间最长的书。

是时候说出这本书的翻译家了：张草纫。我的文学嗓音最值得感谢的人。或者说，他就是我文学嗓音的塑造者。

“当代翻译家。上海市人。又名张超人。1949年在上海沪江大学肄业。后入上海俄文专科学校学习俄文。1951年毕业后留校边编教材边教课。1957年主持《汉俄词典》编辑室业务工作并从事翻译，后任编辑室副主任、副教授。”

这是仅可以查到的资料。没有多少人知道张草纫，好在陆续买到了张草纫先生翻译的书：《浆果处处》《老人》《俄罗斯抒情诗选》《人类幸福论》。我还是最喜欢薄薄的《俄苏名家散文选》，当年印刷了30000册的好书。

后来，有了孔夫子旧书网，我用了搜查功能。查阅的结果令我大吃一惊。张草纫先生不仅是出色的俄文翻译家，他还是一个研究古代文学的大家，《纳兰词笺注》《黄仲则选集》《二晏词笺注》……

我赶紧下单买回。这是一个深不可测的校音者。我终于明白了我为什么喜欢张草纫的嗓音，我的嗓音为什么不可避免地模仿并学习了张草纫的嗓音，因为张草纫先生已在翻译的同时把优秀的汉语化为乳汁哺育给我了。多么了不起！17岁的我“遇到”了这样的大翻译家。

我决定继续寻找张草纫。

有人告诉我，张草纫先生后来去了上海外国语大学，应该是俄文教授。我很想当面向这位无意中给了我文学嗓音的翻译家致敬。我拜托了上海同学。上海同学一番寻找之后，没有任何下文。

1949年大学肄业，估计20岁左右。上世纪20年代生人。现在，快100岁了。

年轻的翻译家陈震知道了我寻找张草纫的事。他给我讲述了一个他为什么从事翻译这个行业的动力。他的动力就是一个被改装的成语：凿壁运光。翻译就是凿壁。把有光的隔壁用翻译之笔凿开来，然后把光运给寻找光源的人们。张草纫先生就是一个凿壁运光的人。

这世上许多翻译家都是凿壁运光的人。中国文学的光。外国文学的光。

听了这段话之后，我再捧起《俄苏名家散文选》时，就觉得捧住了一盏明亮的灯。灯光深处，端坐着那个给我校准了文学嗓音的张草纫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