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尽头 音乐响起

陈圣来

认识曾琳智，有好多年了。很久前，复旦大学举办了一次“音乐与中国外交”论坛，我应邀在会上作了一个主题发言。发言后许多与会者向我表示祝贺，并与我互加微信。其中就有曾琳智，这位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攻读博士后的年轻女士，就这样我们认识了。

此后她约我接受她的访谈，于是我们在威斯汀大酒店一起喝了咖啡。那天她给我带来了她学术上的处女作《“枪炮”或“玫瑰”——公共外交中的音乐》一书，还有她自己创作自己演唱的CD《最美的年华》。唱片封面上，她拎着一把吉他，在茂密的浓荫下仰天拥抱自然。我突然有点心理错位，她的职业是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的教师，虽然同样是数字，可账册上的数字与五线谱上的数字大相径庭啊！

回家后我将她送我的CD塞进音响，那温婉柔软、时而嘹亮时而带有气声的歌唱伴随着琤琮的吉他声悄然响起，我同时随手翻阅起那本并不厚的《“枪炮”与“玫瑰”——公共外交中的音乐》，进入她的学术世界。确实，诚如她的博导、原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党委书记吴友富所说的，“国内极少有人从学术角度来探讨音乐与国际政治课题，可以说这个问题视角非常新颖，但也意味着难度颇大”。

这还没完。她又撰写了《以艺通心：国际传播中的音乐符号》专著，比之上一部作品，视野更宽广、研究更深入、学理更透彻、资料更丰富、案例更生动。从这部新著里常常会读到意外的惊喜和鲜活的故事。她把音乐的聚集点从公共外交拓展延伸到传播，并从传播学、政治学、人类学和符号学等四个维度进一步对音乐进行跨界研究。现代文科的研究已越来越突破原来画地为牢、各守一方的拘谨和局囿，而体现出互相渗透、兼容并蓄的跨学科和超学科趋向。音乐外交是书中重点阐述的内容之一，音乐外交无疑属于文化外交的一脉分支，而文化外交与公共外交既有区隔又有融通，两者交织攀援，最终都在国家软实力的大概念下得到统一，使这交叉的两条线得以叠合。而音乐作为国家和民族文化象征符号的传播力度、广度与深度，也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标尺和核心要素。

曾琳智在这部新著中认为：“音乐符号的产生，本质上是人的情感的产物，它承载着某一群体的文化记忆，这种记忆能够唤醒人们的身份认同，产生亲和力，消除孤独感。”她还认为：“在音乐交流中，理解对方而不是评判对方，承认不同，接纳特性，不去指责或试图同化不同个体意识间的特性与私密，共同去参与或创造美美与共的世界，是音乐作为仪式符号所具有的特性。”全书不乏这样经过思考和体验后鲜明观点的表述。整部书谋篇布局地从“序曲”到“尾声”，从“第一乐章”到“第四乐章”，就像一份交响乐的总谱。她列举的一些音乐人物，如谭盾、陈其钢、余隆、王健等，我都与之熟识。因此，读来十分亲切。这不是一部音乐著作，但又是一部音乐著作。

当然，新著最终的落脚点在于传播，而音乐是最具有传播性的文化样式。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情感抒发与学理阐述，有时很难让其同时驾驭同一辆马车。于是，就像著名哲学家尼采也会说：“语言尽头，音乐响起。”当语言已经无话可说、无话能说时，音乐会以一种特殊的表达抵击心灵。我已注意到曾琳智在她的两部著作里都不约而同地引用了尼采的这句话，尽管她没有展开。显然，这是她的困惑，也是她的执念，更是她的求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