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盅
镇江华山村的村口驻守着华山古寺,寺外站着一棵古银杏树,有着千年阅历却是个哑巴,一旁立着一块神秘的无字碑。入村后由北向南,我踏上了龙脊街,一条高低不平的石板路,客栈、名人故居,紧致地排列两旁,总体呈徽派建筑风格,却独缺最具标志性的马头墙,应归于简化的徽派。不知不觉我便走到了南村口,上了奈何桥。鲜有人知,这个村子封存着一段千古传奇。
相传南朝宋时,南徐(今镇江)书生前往云阳,路过华山畿(今华山村),近午入客舍打尖,于竹帘半卷间惊鸿一瞥,那是一位正踮脚擦拭酒坛的女子,约摸十八九岁,面容姣好,鬓际碎发间缭绕着灶台热气,使那曼妙身姿的轮廓也沾染上温度。书生叫了一壶新醅,再要一盘小菜,许久,又向女子点了一碗乌饭……三个来回间,书生把女子的模样画入心间。女子知他故意,偷眼来觑,却不动声色。
云阳归来后,书生一病不起,母亲问他缘由,书生把途中偶遇店家女子的经过和盘托出。母亲心急,只身寻访华山畿,在那间客舍见到了女子,说明来意后与之促膝长谈,才知女子对自家儿子也是念念不忘。临别,女子进屋解下贴身裲裆,偷偷塞给母亲,关照其铺在书生的衽席之下。母亲回家后按女子的方法照做。不日,书生果然病愈,急与母亲商议,想请媒人去女子家提亲。
媒人受托上门,不料女子的父母因书生家境贫寒且无功名而回绝了亲事。书生闻讯后万念俱灰,再度病倒。一日,书生见母亲掀起衽席翻找着什么,才知裲裆的存在,了然女子对自己也有意,一时间悲从中来,捧起裲裆,睹物思人,继而将其抱入怀中,越抱越紧。此后数日,书生茶饭不进,卧床不起,在绝望中品味相思之苦,半梦半醒间竟啃食起裲裆,试图以此消解强烈的情感饥渴与蚀骨之痛,终被噎住,半晌间身亡。咽气前他已说不出话,让母亲取来麻纸与竹管兔毫,写下遗言:葬吾之日,祈以牛车载吾柩,过华山畿。
母亲遵从儿子的遗愿,家牛也似通人性,行至那间客舍外停住,踟蹰不前,泪流不止,任由赶车人如何鞭打,竟纹丝不动。女子见状叫住赶车人;且等我片刻。言毕转身进屋沐浴更衣,梳妆打扮,再出来时已换作新娘妆容,当着围观乡亲的面与棺木道:“君既为吾死,独生奚所欢?若见哀怜时,启椟相从安。生不共罗帐,死亦同坟台。”老牛闻声点头顿足,车上棺木自启棺盖,闪露一角。女子没犹豫,纵身一跃含笑入棺,任凭众人如何叩棺,盖板再也没有开启。
二人合葬之墓便是神女冢。1500多年后,今人在神女冢下发掘出一双同棺男女,女子侧拥男子,枕其肩而长眠……关于殉情,西方有莎翁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东方有江南民间的《华山畿》,而《华山畿》便是《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原版故事素材。
从《华山畿》到《梁祝》是一次成功的文学转化。一则将《华山畿》一见钟情式的浪漫叙事徐徐铺陈开来,拓展为同窗共读、相知相恋的绵长而渐进的发展过程,强化了爱情故事的逻辑性;二则以文人雅趣浸润口口相传的民间故事,类如“十八相送”的诗赋唱和及言语间大量隐喻,提升了原始素材的文学格调;三则以祝英台因求学而女扮男装为设定揭示了古代女性弱势地位及教育权缺失;四则以门第观念、棒打鸳鸯为戏剧冲突,控诉古代社会包办婚姻的弊端,褒扬婚姻自主意识的觉醒,并将其演化为惨烈的抗争,具有了超越时代的进步性。
然而其在文学想象与现实逻辑间产生张力之时,难掩瑕疵,在只招男生的万松书院里,男女同窗同宿三个春秋而红妆未露、雌雄不辨,这要求祝英台在生理上具有足以乱真的男性化体貌特征,而这样的祝英台,与古典美学中皓齿蛾眉、云鬓花颜的佳人形象相去甚远,由此美感被削弱,裂隙顿生。故而我更青睐于《华山畿》的质朴底色,恰与我当下所见简约版徽派建筑构成美学呼应,也暗合了南朝民歌“以素为美”的审美取向,并且无需强设定与偶然因素来配合,故事便能随处地自然地发生,给今人以更强烈代入感。
暮色已漫过龙脊街,返程途经古银杏,忽见双蝶从无字碑后翩跹飞出,翅间斑纹宛若泪痕。一阵风起,我听见千年树冠正低吟着乐府遗音……就这样毫无防备,我湿了眼睛。世间总有些凄美的故事,让人对爱情的存在深信不疑,进而认同,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