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子道 九旬学者与他的《上海抗日战争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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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史老张

由余子道等主编的《上海抗日战争史》三卷本，150万字，将于今年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期间出版。九旬学者主编《上海抗日战争史》，这是一个奇迹！

余子道老师是著名历史学家、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他在中国近现代军事史、抗日战争史和汪伪政权史等研究领域，独树一帜，屡出成果。这位出生于1931年的复旦名师，虽已到了鲐背之年，但他德高寿遐、思维敏捷，至今笔耕不辍，一直活跃在学术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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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耕不辍，亲力亲为

2025年5月27日，是复旦大学建校120周年校庆纪念日。这天上午，学校举行了隆重的纪念大会。大会开始前，主持人一一介绍了与会嘉宾。当介绍到一位年迈的长者时，全场响起了热烈掌声。这位长者身穿烟灰色西装、系着红领带，在弟子金光耀教授的搀扶下，他缓缓起身，向大家招手致意……他，就是94岁高龄的余子道老师。

最近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余子道文集》为三卷本，皇皇150万字。其中收录的文章，最早一篇写于1956年，最晚一篇写于2021年，时间跨度长达65年。如果加上他写于2024年12月的后记，则跨越了68年——这一年，余老师已93岁！

这里，我要特别强调的是，余老师出文集，可不是“只挂名不编辑”的“主编”。作为主编，他对该书的每一页，都看得认真仔细；对关键章节和词句，他总是字斟句酌、反复推敲，提出真知灼见。记得去年4月，余老师应邀出席历史系1980级学生返校活动，本来说好是由我负责驾车接送的。后来活动结束时，我要送余老师返程，国防大学教授张云老师对我说，由他来负责将余老师送回家：“因为我们还要去余老师家里，跟他详细讨论《上海抗日战争史》书稿呢！”

可见，余老师这位主编，是真的“亲力亲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不甘寂寞、“赤膊上阵”——这对于一位九旬老人来说，是多么难能可贵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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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种不灭，热情不减

余老师之所以精力旺盛、意志不懈，与他早年的经历有关。

1931年8月，余老师出生于浙江余姚。1949年春，正值人民解放大军挥师南下。其时，未满18岁的余老师离开就读的杭州新群高中，到诸暨枫桥参加浙东人民解放军，后随部队进驻宁波参加接管，成为军管会公安部工作人员。这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是他后来研究军事史的动因，也是他心中火种不灭、热情不减的能量来源。

1949年10月，余老师考进复旦，成为新中国成立后首批入读复旦的本科生。他先读国际贸易系，后在国文课老师陈子展先生的鼓励下，转读新闻系。1952年8月，因国家需要，新闻系三年级学生与四年级同学一同毕业，大部分同学去了北京新华社总社，余老师是留校的三人之一，被安排在“新民主主义论”教研室任教。一个月后，他就与其他五名年轻助教走上讲台，讲授“新民主主义论”课程。按照复旦传统，助教是不能独立上课的。所以，当年六大助教上讲台讲课，成为校园里的一件大事。1953年，余老师被选派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研究班进修，学习中国革命史，主讲教师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大家何干之先生，还有李新和彭明等先生。研究班结业后，他一回到复旦，即调入历史系，开始了他的教学和研究生涯。

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日里，余老师在校、系各部门负责过党政工作，曾担任过历史系总支书记，也当过校党委宣传部的负责人。同时，在学术研究领域，他也做过艰难探索，是典型的“双肩挑”干部。那时，“双肩挑”的压力很大，没有充沛的热情和毅力，根本难以胜任。

据原校党委书记程天权老师回忆，他在“文革”前考入复旦后，余老师是一位他能接触到的“双肩挑”干部。“他谦虚和蔼，平易近人，又对课程和政治抱着饱满、炽烈的热情，学生常能受到感染。”有一次，余老师到程天权他们寝室，聊了一晚上的毛泽东军事思想，毫不疲倦。他对史实如数家珍、娓娓道来，让大家听得入神，都不舍得他离开。待他一走，有人问：“他是谁呀？”程天权老师答：“他就是余子道书记。”

余老师不仅让学生们由衷钦佩，同事们也对他赞不绝口。前不久，我遇见了中文系教授吴中杰老师，他是这样评价余老师的：“余子道先生是我邻居，比我大五岁，笔头健、身体健康、记忆力超强。像他这样的人，现在已很少了！”吴中杰老师写过《复旦往事》等校史著作，是公认的复旦校史见证者、写作者。但是，说起余老师，他还是无限感慨：“余先生才是新中国成立后复旦历史的完整参与者、亲历者……接下来，才轮得上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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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低调，威望极高

余老师自己一向为人低调，很少张扬。我1978年考进历史系时，因为余老师没给我们开过课，也没参加我们的毕业合影，我根本不知道系里有一位叫“余子道”的老师。

我知道“余子道”这个名字，是1982年毕业留校以后。当年，我被分配到社科部（今马克思主义学院）任教。9月一开学，社科部领导就命我赴西安西北大学，参加为期三个月的“中国现代史讲习班”。这个讲习班，由来自北京的众多现代史研究名家讲课，如彭明（五四运动史）、张同新（国民党新军阀史）、杨云若（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史）和蔡德金（汪伪政权史）等教授，可谓群贤毕至，规格很高。

与我同去西大讲习班学习的，是历史系总支副书记刘其奎老师，他跟我住同一宿舍。一天，刘老师约我去西大招待所，拜会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彭明先生。彭先生亲切随和，说话声音醇厚。他向刘老师一一打听复旦历史系情况，提到了一个名字：“余子道”，说他当年在人大进修过……就是在那一天，我才知道，历史系里有个余老师。回宿舍后，刘老师跟我说：“在历史系，老余资格老、威望高，人人都喜欢他。”我当时就想，这个余老师，是怎样一个人呢？

不久，历史系就传来一个重磅消息：因任期届满，谭其骧先生不再担任历史系主任，系里决定民主选举系主任。经投票表决结果，余老师当选为新一届的历史系主任！当年在复旦，“民主选举”是新鲜事，我对投票结果特别敏感。后来，公开的信息表明，那次选举，实际参加的人数为102人，发出选票102张，收回选票102张（其中三张废票），“余子道同志以99票当选系主任”。也就是说，余老师几乎得了全票！

这次选举结果，让我真正领悟了刘老师所称“老余资格老、威望高”的含义。据说，远在北京的金冲及老师得知后，给余老师写来了热情洋溢的贺信，称赞他是“众望所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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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素随和，谐谑有趣

大概是1983年秋吧，余老师开设“中国近现代军事史”课程。我没记错的话，这是改革开放后他开的第一门课，地点是在第二教学楼底楼一个朝南教室。我当时已是社科部中共党史教研组的助教，连忙跑去旁听，终于见识到了余老师的风采。

余老师身材中等、衣着朴素。那时天气还热，记得他穿着短袖白衬衫，蹬一双凉鞋就走上了讲台——关于这双凉鞋，后面还有故事：有一次，余老师去市高院查找汪伪政权历史档案，市高院领导听说复旦来了大教授，忙去迎接。那天，天下大雨，余老师打着伞、蹬着凉鞋出现在门口，领导们怎么也不敢相信，眼前这位中年人，就是大名鼎鼎的“余教授”。

余老师上课，讲话声音响，中气十足。我是“旁听生”，即便坐在那个狭长教室的最后一排，仍有耳膜微震之感。不过，他的余姚口音很重，有几个关键词，一定要仔细联系前言后语，才能听明白……有关余老师的口音，也有一段趣闻。1999年1月，中日战争军事史国际研讨会在日本庆应大学举行。出席会议的，有日本学者，也有来自海峡两岸的中国学者，余老师和金冲及老师等与会。日方很客气，特别请来一位留学生当翻译。会上，余老师照例用他的余姚普通话侃侃而谈，那位翻译却怎么也听不懂，一时场面尴尬。这时，金冲及老师挺身而出，他将余老师的话译成普通话，再由翻译将它译成日语……这个画面，充满谐谑气氛，至今仍是有趣的学者笑谈。

旁听了一学期“中国近现代军事史”，我逃过几次课——有时是因为工作忙，有时是因为余老师的口音。所以，我没有像余老师的研究生金光耀、王建朗等同学那样，听得那么仔细、那么认真。后来，光耀们都成了名教授，而我呢，不仅“逃”了余老师的课，还“逃”出了复旦，外出漂荡……如今想来，懊悔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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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传奇，道德标杆

尽管我不是余老师的好学生，但这并不妨碍我写余老师。我一直在想，余老师对于我，究竟意味着什么。

我以为，余老师就是一个复旦传奇——1949年进复旦，既当行政领导、又做业务骨干，既管理过系务，又主持过学校层面的工作，而且著作等身、享誉业界，年届九旬还笔耕不辍。

我以为，余老师还是一个道德标杆——温厚、平和，为人谦逊，从不以势压人。与他交往，有如沐春风之感。这一点，我深有体会。例如，近几年来，我写过不少校史作文，一直觉得，这样的东西，拿不出手，所以从不敢给他看，怕他说我不务正业……哪里想到，每次遇到余老师，他总是夸我，说我校史写得好——我也不知道，他究竟从哪里得到了我的信息。

那天，在《余子道文集》新书发布会上，余老师一见到我就说：“你的校史文章写得别开生面，非常好！”他的仁慈和宽厚，几乎要融化了我的心。临别时，他又亲切地对我说：“向你太太问好！你住在凉城新村的时候，我曾经来过你家。那时，你的女儿还这么小……”他用手比画了一下。

余老师的记性真好！上世纪90年代，我住在凉城新村复旦宿舍，余老师为主编一部现代史辞典，邀我参与。记得那年盛夏，他曾几次来到我住的小屋。小屋在四楼，没有电梯，余老师每次走上四楼，总是汗流浃背……

这些年来，余老师给我留下的这些美好印象，一直温暖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