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认识的钟敬文先生

丁言昭

我父亲丁景唐从20世纪40年代就开始研究中国民间文学，所以他与一些民间文艺学家、民俗学家的感情都很深厚，例如钟敬文先生。

1979年父亲出任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和党组书记，事情千头万绪，但他很快就派人到北京去向钟敬文先生约稿。从20世纪80年代起，上海文艺出版社先后出版了《钟敬文民间文学论集》《钟敬文民俗学论集》等书。

在家里，父亲嘱咐我研究钟敬文，1978年12月15日，我在上海图书馆抄写了钟敬文先生一篇文章，那是1929年8月北新书局出版的《西湖漫拾》中的一篇：《记一个台湾人》。这个台湾人叫张秀哲。1980年12月4日我按照父亲的建议写了一篇关于钟敬文和张秀哲的文章，但这篇文章一直放到1985年2月22日才重新修改完成。这期间我跟着父亲研究左联五烈士，因为研究李伟森主编的《少年先锋》，我曾到上海一大会址去查阅这份属于一级文物的杂志。

在查阅中我发现在1926年11月1日出版的《少年先锋》第1卷第7期（纪念十月革命节专辑）上，有钟敬文的自由体诗《初逢底敬礼——呈台湾人张君》，“张君”就是《记一个台湾人》中的张秀哲。可惜当时我没有将它抄下来，这次在上图陈蕾女士的帮助下，重新找出了这首短诗。

诗如下：“悲愤的情怀/沉痛的语调/我早就深深的认识你了/在读了‘一个台湾人/告诉中国同胞的书’以后/你更给我以你难忘的印象/那就是/你一副忠耿的精神和/两片沉郁的苦脸/朋友/我们虽然是陌生两个/但内心同蕴着一样的哀伤/呵，飘摇着的中华呀/呵，沦亡了的台湾/万万数同胞正沦身水火/最后的战争已摆在面前/肩负何止百镒千钧/努力，朋友/为着生者，也为着死去的人！”

1926年钟敬文在岭南大学工作，张秀哲在读预科。由于两人常见面，逐渐熟悉起来。《一个台湾人告中国同胞书》，是张秀哲与人合著的揭露日本人在台湾恶行的小册子。这本书又名《毋忘台湾》，那是郭沫若先生为之题写的，并作了序。就因为这本书，张秀哲被日本人逮捕。

张秀哲是福建人，从小在台湾长大。他曾翻译过日本浅利顺次郎所著《国际劳动问题》，请鲁迅先生作序，鲁迅鉴于他“在游学中尚且为民众尽力的努力与诚意”，就欣然为之作序：《写在〈劳动问题〉之前》。

钟敬文与李伟森只见过一面，并无深交，他那首诗是怎样在《少年先锋》上发表的呢？原来钟敬文与李伟森的好朋友毕磊较熟。当时钟敬文虽在岭南大学工作，却常常去中山大学，所以和毕磊熟悉。钟敬文那首诗就是请毕磊转交给李伟森的。

我和钟敬文先生见过两次，一次是在1982年，他住在上海衡山宾馆，父亲带我去看望他。当时他已经有80岁了，可是一点也看不出是个老爷爷的模样，说话好响亮，老前辈在聊天，我只有听的资格，忽然他说他从前出版过一本诗歌，现在找不到了。父亲一听，说：“让言昭到图书馆去查一查，或者能找到。”钟敬文扭头看着我，意思是说：“你能不能？”我马上点点头。

第二天我到上图去一查，果然找到了那本书，书名我已经忘记了，只记得整本书就是一首诗。抄完后，马上寄往北京。

不久，我即收到钟敬文先生寄赠的照片，他脸上架着一副眼镜，面带微笑，穿了一件中式棉衣，我觉得他的耳朵特别大。背后写着：“1982年春照于北京 言昭侄存 敬文”这张照片一直放在我的相册里。

再次见到他，是1991年6月15日，那时，我到北京去开会并观摩木偶戏，得空到北京师范大学去看望钟敬文先生。我感觉他好像老了许多，而且很疲惫的样子，不过脑子特别清晰。我本来想与他谈谈关于中国木偶的若干问题，但是看他那样，我不敢多打搅，坐了一会，便起身告辞。

钟敬文先生生于1903年，2002年百岁仙逝，但是他赠送给我父亲的一本册子《刘三姐传说试论》与照片等，我都一直珍藏着，每看到这些，就会想起他的音容笑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