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绣坊针影到徐汇钟声

王冕

马伯庸笔下的长安，在荧屏上活色生香。李善德，这位为荔枝奔命的“房奴”，最动人心魂之处，却是每日牵着女儿小手，穿梭于坊巷，走向那间并非学堂的绣坊。这位九品小吏最灼热的生命印记并非官场沉浮，而是掌心那稚嫩小手的温度。那份沉甸甸的父爱，隔着千年烟尘，依然滚烫。然而，这温馨画面背后，是唐代女子教育的冰冷现实。

大唐的诗歌在曲江宴上恣意流淌，胡旋舞的鼓点震动朱雀大街。诗酒风流的大唐盛世之下，官学朱门、私塾青阶，几曾惠及闺阁？且不说寻常女子，纵是五姓七望的贵女，亦无法获得和男子平等的就学条件。教育？那是“家事”。除了少数贵族家庭可以为女儿邀请到专门的教师教授学业外，更普遍的情况是父母或其他长辈亲自为女儿执教。父亲执《女诫》，母亲授针黹，便是她们的“课堂”。而母亲更是承担了主要责任，是闺阁之内“训诲之权，实专于母”的无奈注脚。李善德妻早亡，这份“母职”便沉重地落在他肩上，绣坊的织机声，成了女儿“学艺”的唯一回响。

像袖儿这样的士人之女学些什么？《唐郑府君故夫人京兆杜氏墓志铭并序》明言：“教以三从，示其四德。”“三从四德”是铁律，“妇道”是核心。刘向的《古列女传》树贞节牌坊、班昭的《女诫》铸道德锁链，是千年不易的“女德教材”。纵使一些才女沾些诗书琴画的光，也只是点缀在《全唐诗》中的才名，终究难逃《女论语》的当头棒喝：“凡为女子，须学女工！”所谓大唐开放，于女子教育，不过是禁锢的牢笼漏进的一缕微光。

宋明理学的霜雪进一步封冻大地，无数贞节牌坊在明清两代禁锢着万千女子。清代的私塾门楣似对女童开启缝隙，然不过是将家中的《女四书》《闺范》搬到了塾师的案头，绣架依旧。富贵之家延师教女，培养“才女”的名号下，包裹的仍是驯服于传统礼教的魂灵。女子教育的千年冻土，坚冰依旧。

真正的撬动，始于西来的钟声。1844年，宁波女塾如一颗石子投入死水。然而，破冰谈何容易？这微弱的星火，在古老帝国的沉沉暗夜里，几近于无。1867年，经言小学迁至徐家汇王家堂，专收教内女孩。这不起眼的迁址，竟成上海西式女校之始！1869年，徐家汇圣母院落成，学校迁入，学生已达百人。1898年，李问渔神父为其题名“崇德女校”。早期的教会女校，近乎一种“慈善雇佣”：包吃住，发补助，代价是绝对服从。学生如童工，十八岁前，不论学业优劣，皆需服役于教会。教育？不过是宗教灌输的副产品，夹杂着扭曲的“物质亏欠”。

转机，竟由“铜臭”催生。上海滩的富商巨贾，渴望女儿成为真正的“名媛”。精明的教会嗅到商机，面向“千金”的贵族女校应运而生。教育本身，第一次被推向前台。宗旨悄然转向：“以普通及高深之学问，教授一般青年女子，养成优美德性，以植家庭贤淑女子之基础。”虽未完全褪去传统束缚，但宗教色彩大褪，世俗教育登场。

1904年，因崇德女校借读生增多，拯亡会决意另起炉灶。震旦大学校长李问渔再执笔，定名“启明女校”。这名字，寄托着破晓的期望。更令人动容的是，爱国老人马相伯，将门生于右任、邵力子为襁褓中孙女筹措的一万元养育金，慨然转赠启明！这份超越血缘的“教育之爱”，与剧中李善德的父爱，遥隔时空，交相辉映。然而，启明的“晨光”代价高昂。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学膳费五十银洋，英语法语、西洋音乐、中西绘画，每项另加二十大洋！这无异于宣告：此门专为“千金”而开。

回望电视剧《长安的荔枝》，李善德在绣坊外徘徊的身影令人鼻酸。可叹大唐盛世，纵有万般慈爱，他能给女儿的“最好教育”，也仅止于那间飘着丝线的绣坊。若时光能流转，让李善德能亲闻徐家汇的钟声，目睹崇德、启明的门扉，他定会拼尽所有，也要将袖儿送入那扇艰难开启的、通往更广阔天地的——教育之门。那门内，纵然仍有枷锁，却已透进了千年未有的微光。

1952年，启明与崇德合并为上海市私立汇明女子中学，旋即转为公立上海市第四女子中学。昔日徐家汇的“龙头”女校，融入了新中国的教育版图，女子的公平教育真正到来。

徐家汇，这片浸润着书卷与钟声的土地，是近代女子教育当之无愧的摇篮。从经言小学的筚路蓝缕，到崇德的中等探索，再到徐汇女中、启明的分化与革新，它们如同血脉相连的母女，共同谱写了“百年女教”的辛酸与微明。当今天空下奔跑的校服少女，所享受到的教育资源，已是李善德们不敢想象的星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