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争自由到庆解放

李天扬

今年9月，在《新民晚报》96周年报庆之际，我奉报社之命，筹策了《九六拾贝——新民百年报史馆藏品展》。展览设于上海报业大厦大堂，规模不大，观者不少。

在第一个章节《老将出马》中，有两份报刊，是报史馆新近收到的捐赠。一份，是1946年1月17日出版的第15期《文萃》。《文萃》，1945年10月9日创刊于上海，属中共领导下的政论性刊物，初为文摘性周刊，后转型为时事政论性刊物，亦刊特约稿件。这期《文萃》的封面上，用粗黑体醒目地标出赵超构的文章：《一个新闻记者眼中的言论自由问题》。检《赵超构文集》，此文原刊于1946年元旦的重庆《新民报》，原题为《新春开笔，自由大吉》，有新年献辞的意味。《文萃》摘编时，改了标题，并删去了开头两段和最末一段，但未损文意，核心意思尽在，且更鲜明。

在国统区写文章，既要写得出，还要发得出。对此，写过《延安一月》的赵超构自然是有着丰富经验的。文章开始部分，赵超构自问自答：“……我们迫切需要的是些什么呢？我相信读者一定能够替我们回答：‘言论自由’。”接着，他委婉地写道：“现在的情况固然好了，但是还可以更好一点，还应该更好一点。”

赵超构这篇长文，原有六个小标题，《文萃》保留了后五个：第一个是“漠然的不安”，这是自况，说这种不安“使得我们本来想怎样说而终于没有说”；第二个为“是不是卑怯”，分析了“卑怯”是普通人合理的通性；第三个乃“自由与法治”，指出“言论自由是应当以一般人所能运用的范围为标准的”，这就需要“以必须严格的法治为保障”；第四个是“病态的自由”，指出“真正的言论自由，不应用武力保障，也不应该受任何势力的保障，只应当由严格的法律来保障”；最后一个小标题为“新闻政策要改变”，希望“政府和指导宣传的机关”从今天起“完全致力于保护言论自由的工作”。这篇写得克制而委婉的文章，直指国民党当局钳制言论自由，并提出言论自由需要法律保障，应该让所有人都能畅所欲言。

赵超构写这篇文章时，距抗战胜利不足半年，尚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国民政府仍在重庆，重庆还有《新华日报》的存在。这是赵超构发表这篇文章的时代背景。距文章发表不到半年，国民党当局就发动了全面内战。三年内战，战场上的搏杀固然惨烈，在国统区的《新民报》和赵超构也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倾向进步的《新民报》饱受当局的威胁和干扰，在上海办报的赵超构开始是被架空，剥夺了办报的决策权，1948年11月，他不得不避险香港。也正在此时，解放军在战场上以摧枯拉朽之势节节胜利。于是，1949年2月27日，赵超构便与柳亚子、马寅初、徐铸成等27人登“华中号”货船，离港北上，前往北平，参与共商建国大计。5月13日，周恩来会见新闻界人士，向赵超构布置南下接管《新民报》的任务。5月25日，解放军进入上海市区，苏州河南岸解放。赵超构返回新民报上海社。上海《新民报·晚刊》照常出报。5月27日，上海全境解放。6月5日，赵超构出席陈毅市长召集的各界人士座谈会。这段时间，赵超构的心情一定是极为舒畅的。

展厅里的另一份文物，正是这一时期的出版物：1949年7月7日的《大公报》上海版，第十二版上发表了赵超构的文章《新闻工作者的大解放》。他欣喜地说：“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尤其深刻地感受到解放前后的重大变化。”他欢呼道：“把我们工作者从老板手里解放出来，从个人的生活圈子里面解放出来，从反动派的统治之下解放出来，开辟了新闻工作者直接对人民负责的服务道路，这是中国新闻工作者的大解放，新闻史上的大进步！”此作未见于《赵超构文集》，或为轶文。

从争自由到庆解放，一刊一报，两份文物在报社大堂并肩而悬，无声地叙说着时代的巨变，以及知识分子在时代洪流中的选择和心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