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历与才气

管继平

好多年以前，曾有一篇文章流传甚广，此文列出两份名单，前一份是“傅以渐、王式丹、毕沅、林召棠”等一批清代状元，后一份则是“金圣叹、李渔、蒲松龄、曹雪芹”等一些科举不顺文士。很显然，状元的名字都很陌生，仿佛闻所未闻；而落第文人的名字则个个如雷贯耳，名震天下。作者的意图似乎是历史弄人——别看当年的状元风光一时，其实并无什么用，回过头来谁也不认识他。相反一些当年考不上举人秀才的失意者，倒是成就巨大，青史留名！文章用来鼓励那些考场落榜的年轻人，短时不无鸡汤妙用，若是轻信当真，那就认知偏离，贻害无穷。

且不说作者所列举的“样本”具有倾向性的选择，就这几位看似不闻名的状元，其实也都是著作等身之学者、建功立业之名臣，清朝开国状元傅以渐，就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武英殿大学士，又任兵部尚书，可谓文韬武略样样精当；江苏太仓人毕沅，乃著述甚丰的文史学家，乾隆帝夸他“才可大用，非词臣能尽其所蕴”。我们之所以不了解，其实是我们的认知盲点所蔽，岂能以己之偏概前贤之全？再说，状元中也有名声赫赫者如翁同龢、孙家鼐、张謇等，他们对中国历史皆有不可磨灭之贡献，其实，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少一位文学家对普通百姓并无大碍，但少一位如张謇这样的状元，“天下谁人不识君？”那么，整个南通乃至我们整个江南的近代史都得重写……

所以，说状元身后无人知晓，以影射“学历无用”的励志“鸡汤”显然有“毒”，作为“安慰剂”临时缓解一下或许可以，如长期饮用必定跌落深坑。说文人落榜照样可以凭才气吃饭，从而赢得大名也难靠其谱，殊不知其成功概率极低，其底层“样本”更是大得惊人，所谓“劝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用在此处也不算太夸张。因为像金圣叹、李渔这一类的文学天才，是只可仰望而无法跟学的。自古天才不可学，我们常说“杜甫可学，李白不可学”，就是此理。文前所述的两份名单，喻示着“学历与才气”的两种状态，前者学历尚可努力求来，但后者才气却是爹妈所赐与生俱来，难以强求。然而，学历和才气既互不排斥，又互不替代，它们相对独立但可彼此帮衬。要在一个文化人扎堆的学界文坛里立足，至少两者必占其一，前者是标签，后者是实力。两者全无的人总是在感叹“怀才不遇”，我想那一定是才“怀”得还不够大，因为怀才也同于“怀孕”，到相当的程度，被发现是免不了的。

学历高可以唬人，才气大足以傲人。钱锺书说：“一张文凭，仿佛有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用，可以遮羞包丑，小小的一方纸也能把一个人的空疏、寡陋都掩盖起来。”那么《围城》里的方鸿渐，只得买一张克莱登的博士学历，来掩饰自己那“赤条条没有包裹”的学问。而史学大师陈寅恪，则认为考学位只是求名，而他读书是为求真，当其才学已大到用不着包装来证明时，学历对他也就毫无诱惑了。所以陈寅恪留洋十六年，遍读柏林、哈佛等名校，但他的学历还是当年中国公学的那张纸。由于学历只是标签，衡量的标准就只能看“抬头”，当年陈独秀在北大，遇见蒋梦麟校长，虽然蒋已是海归博士，但两人都曾是前清秀才，陈独秀就问蒋梦麟考的是什么秀才？蒋回答是考策论秀才，陈独秀听完哈哈大笑，说自己考的是八股秀才，比你策论秀才值钱。“先前比你阔”的心理油然而生，蒋梦麟只得连忙点头称是。

民国时期没学历而成名的自然也有，但就整个比例来看，肯定是凤毛麟角。像钱穆、沈从文、金克木等都只有小学学历，却当上大学的名教授，那有时代因素以及观念的开明。譬如只读过中学堂的梁漱溟，考北大没被录取，却因一篇谈佛学的文章，被蔡元培看中，直接请来北大当教授了。放今天简直难以想象。

有的人是天生“学历控”，著名史学家陈汉章学问渊博，有“两脚书橱”之誉。他二十五岁即中举，后科举废除，他以没能再中翰林而耿耿于怀。京师大学堂欲请他任教，但他听说大学堂毕业即相当于“洋翰林”学历，于是他就一边任课，一边听课，在同一所大学既当老师也当学生，等他以史学各科成绩第一名毕业都已快五十岁了，成为北大历史上一桩笑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