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嘉禄
“不食人间烟火”,这句话常被用来嘲笑某人脱离现实的空想。但在浪漫主义诗人屈原笔下,他的人设倒真是不近烟火的“香草美人”。“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旭日初升,啜几口兰草叶尖上滚动的晶莹露珠;残阳如血,捡一把飘落在地的菊花花瓣往嘴里一塞。诗人的着装也绝对奇葩,“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收割菱叶裁剪成绿底镶紫边的上衣,采撷芙蓉花瓣联缀成粉白渐变的下裳,在法国人眼里,不就是巴黎时装周环保主题专场的灵感来源吗?在社会生产力低下、物资匮乏的战国时期,诗人以饮露餐花、束枝披叶来强调自己冰清玉洁的品质。
自屈夫子开始,用美食提亮人设就成了一种智慧表达。
枫叶红了的时候,去苏州东太湖参加一个主题为“莼鲈之思”的雅集,沪苏两地的文化人在夕照中的上书洲书院欢聚,香茗一杯,火杮一枚,放谈“莼鲈之思”与中国士文化的关系。有人从乡愁情怀切入,有人从文化高度俯察,我都赞同,但还有一层思考在心中涌动。
“莼鲈之思”这一成语(其实是典故)源自《晋书·张翰传》,说的是张翰(字季鹰)在洛阳为官时,见秋风起而思念故乡吴中的莼羹鲈脍,由此感叹:“人生贵得适志,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乎!”于是辞官还乡,筑庐隐居。这个故事被收入《世说新语·识鉴》后,几乎家喻户晓,在今天中学生语文课本里也算一个知识点。宋代熙宁三年,吴江垂虹桥西堍建起一座三高祠,供奉春秋的范蠡、西晋的张翰和唐代的陆龟蒙,江南文人从此多了一处把“栏杆拍遍”的灵魂回音壁。
这个故事仅仅为了表达游子的思乡之情吗?或者给后人制造松江鲈鱼所出何处的公案?当然不是,而立之后我突然醒悟,在波谲云诡的历史进程中,斗酒十千恣欢谑,但愿长醉不复醒,是中国文人在构筑最后一道掩体。
数百年来还有许多画家画过鲈鱼,意在笔先,意在形外,巨口细鳞,白眼乌珠,七星斑点渲染出急流勇退的决绝。在似与不似之间,菊花鲈鱼与桃花鳜鱼、菜花塘鳢构成了太湖之滨最具诗意的三条鱼。但浮云散尽,月光如水,鳜鳢常有,鲈鱼不常有。
你再看三国时期,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素喜评议朝政、臧否人物的名流雅士要么趋炎附势、要么梳理羽毛,而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和阮咸这七个狂人却拉起朋友圈,用饮酒作乐及扪虱而谈等行为方式来对冲外部压力,漂移在麻痹与疗愈之间,不意间定格为竹林七贤这一文化符号。
采菊东篱下,垂钓子陵滩,是中国知识分子在乱世中坚守独立人格的退路;而当海晏河清之际,他们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忠诚来辅佐明君治国理政,实现自己的终极理想,也值得称道。
当代作家中,我最佩服大味至淡的汪曾祺先生,他的小说、散文在平和朴实的叙事调性中展现士大夫式的精深与丰润。但是许多人也许不知道,当年他在西南联大读书时,囊中羞涩,落拓无羁,曾被导师闻一多先生一顿“俯冲了一通”。他与同窗好友一起翘课,偶在街边小酒馆小酌,多去茶馆喝茶闲聊,实为体察世态百相,也想为灵魂寻找一个“逃野”的出口,顺便将无用之书读到滚瓜烂熟。半个世纪后,在他的笔下,每一片火腿、每一朵菌子、每一碗米线,都是滚烫的、汁液饱满的、回味悠长的。许多人更不知道上世纪五十年代,汪曾祺在河北张家口有四年光景与土地的亲密接触,学会了各种农活,还画了一套农作物图谱。各种各样的土豆在他眼前呈现质朴而饱满的形态,画完,就把土豆烤一烤吃了。我认为这个“吃”,既是图谱的伏线,又是鲜亮的颜色。
后来有评论家将他定义为“中国最后的士大夫”,肯定考虑到他在至暗时刻用美食提亮了自己的人设。
吃个美食,有必要这么累吗?——读者朋友不免会在心里嘀咕。
确实,中国作为农业文明无比丰厚且漫长的国度,吃顿饱饭对绝大多数人而言,就是最重要的现实关切。不过当温饱问题得到解决之后,怎么吃?在哪里吃?和谁一起吃?就成了主动性选择,当然可以提亮人设——比如上海男人就不以“满堂花醉三千客,老子本是酒中仙”矜夸,更不以将朋友灌到钻桌子为乐。
如今我们似无必要借发酒疯来巧饰自己了,倒可多用美食来犒赏诚实劳动的自己和亲人,从多个维度来品味四季,于一饮一啄中萃取正面的情绪价值,强化家庭观念,优化人际关系——最近不就有一只“老少通吃”的菜肉馄饨引起了强烈共鸣?
尤其是,当我们面对诸多不确定因素时,可以通过多巴胺的飙升来纾解压力,疗愈心灵,增强克服困难的勇气和智慧;如果有兴趣梳理食物谱系,又可进一步思考风俗与大自然的关系、美食与时序的关系、人与生长环境的关系、个体生命与历史叙事的关系。
美食是物质享受,是乡愁和母爱的载体,也是在信息大海中浮出水面的一次深呼吸。所以,你可以做一个浪迹天涯的孤独美食家,也可以做一个双商超强的社牛美食家;或者做一个低调的素食主义美食家,甚至做一个无所顾忌的猪油帮美食家;最能吸粉的是做一个掌握了丰富历史地理知识的最强大脑美食家,最从从容容的是做一个有实力“一饭封神”但拒绝出镜的教父级美食家。来吧,为值得期待的2026,干了这一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