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蒋荣
一尺见方的绢头是我小时候每天和学习用品一样上学必备的,不能忘记带,因为校门口担任卫生值日的同学要抽查,如果没有带好干净的绢头,就得回家去拿。
这块绢头在那时实在太有用处了,比如打喷嚏前要用绢头捂住嘴巴,流鼻涕时要用绢头擦拭,抹眼泪时也少不了它,至于把绢头四个角扎起来戴在头上玩“官兵抓强盗”的游戏,则是绢头升级应用的2.0版了。记得老妈教我学洗衣服的第一课,就是从洗一块绢头开始的。我曾经听到过老房子邻居一位阿姨数落她的老公:“大家评评理,伊屋里厢一眼事体也不做,连自己的绢头也要我汰!”据说绢头用得最多时,单上海就有几十家手帕厂的数十个名牌手帕在生产销售。
现在几乎没人会在衣服口袋里装块绢头了,因为都用上了既方便又干净的餐巾纸。唯一要用到绢头的地方,可能只剩下在需要穿西装的正式场合:在上衣口袋里插上只露出漂亮一角的绢头。
老爸跟我讲过一个他亲身经历的关于绢头的事。他14岁到上海学生意,虽然店面和住的地方就像滑稽戏《七十二家房客》里的房子一样局促,但其中还是有几个进出门都穿得西装笔挺的邻居,裤脚管前的折缝是几乎和菜刀一样的“快口”,走在马路上,粗看就是一名派头十足的有钱人。这在那个“只认衣冠不认人”的时代,也是一种无奈的生存技巧。有一次,老爸走在马路上,突然看到前面一个人从西装裤袋里落下一个绢头包,于是他赶紧拾起来交给失主。这位行头挺括的失主居然是跟老爸住一个门樘的邻居,平时低头不见抬头见。当他看见我老爸手中的绢头包时,却无论如何不肯承认是他丢的,然后快步离开了。我老爸拎回家,打开四只角扎得十分结实的绢头,看到里面包着的居然全都是籼米,掂掂分量有一斤多,那可是一户人家的一顿夜饭米。于是老爸就把绢头和米还给了那个邻居的老婆,邻居也是千恩万谢。老爸最后叹了口气,说“西装笔挺,绢头包米”其实是“死要面子活受罪”,这也是旧时代上海普通市民生活的清苦、窘迫和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