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交相识袁隆平

赵进一

2026年5月是袁隆平院士逝世5周年。想来我与他相交、相识，已有14年。

先说“相交”。2012年，我在上海《检察风云》杂志社当特聘记者。一位来自东北、名叫高坤的老读者送来袁隆平院士给本社的题词：“弘扬廉政文化，传播法治文明。祝《检察风云》越办越好！”原来，高坤是杂志社的热心铁粉，把杂志拿给袁老看，袁老觉得不错，他便请袁老题了词。

当时杂志社正开设“客座总编辑”栏目，总编当即调整内容，请袁老担任下一期客座总编辑，并把撰写访谈录的任务交给了我。可新刊数天后就要出版，来不及赴长沙袁老住地采访。在高坤帮助下，我与袁老通上了电话。老人家很随和，说那我们就随便聊聊吧。他风趣地说：“你们讲法治，我研究水稻，看似风马牛不相及啊。”

我正琢磨如何接话，忽听袁老说：“其实这两者都与民生休戚相关。民生离不开法治，当然更离不开粮食。”一句话醍醐灌顶，我深为老人家的睿智折服。随后我们围绕这个主题聊开，当天我便写成一篇题为《袁隆平：法治与稻米都是民生之基》的访谈录，发表于当年第6期《检察风云》头版头条，袁老的大幅照片也登上了封面。这是一次没有见面的访谈——我与袁老只能算“相交”，交而不识。

再说“相识”。第一次见到袁院士是在2016年9月3日。此前，我应邀去广东湛江采访我国第一个发现并培育“海水稻”的农技人员陈日胜。我国有15亿亩盐碱地，若能种上粮食，粮食安全再无大忧。陈日胜经27年培育、全国试种，已大获成功。我撰写了两万余字的报告文学，取名《中国又出了个“袁隆平”》。陈日胜担心被人说“狂妄”，我说“狂妄”的是我，文责自负。但心里不免忐忑，于是把打印稿寄给袁老的秘书，托她转交——若袁老有异议，便把标题改了。不久秘书来电，说院士邀请我与陈日胜去面谈。袁老见到我们很高兴，态度和蔼。他说文章看了两遍，很好，只是个别基因数据值得商榷。陈日胜作了解释。接着袁老对他说：“你来了，我们就可以合作啦！”他尊重知识产权，知道陈日胜是“海水稻”发明人，便用征询的语气说：想聘你任“海水稻”研究员，配专职秘书，待遇略高于普通研究员，不必天天上班，仍可自由去任何地方搞实验。陈日胜万分感动。我也暗叫惭愧——我真是瞎担心，袁老的胸襟比海洋还宽呢！

我们请他为“海水稻”题词，院士略一思索，援笔立就：“海水稻种的发现是人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希望利用这一宝贵资源选育出很多高产、优质、高度抗盐的品种。”年届九秩的院士，头脑竟如此清晰，思路如此敏捷。不久，文章在《中国报告文学》杂志刊出，后来荣获第三届中国报告文学“石膏山杯”全国征文大赛优秀奖。

此后我又与袁院士有过两面之缘。他得知我的笔名是“百尺竿头”，说这个名取得好，当即题写了“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八个字。当我从他大弟子吴朝晖博士手中得到《袁隆平自传》，请他签名时，院士欣然写下“进一先生惠存”，又签下大名——去掉姓氏，直呼我名，让我倍感暖心。是机缘凑巧，让我结识了这样一位全民敬仰的“杂交水稻之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