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上海话的奥斯丁

柳叶

到底是普鲁斯特的译者，周克希对译文语词的择用特别敏感，他初中时读王科一翻译的简·奥斯丁《傲慢与偏见》：

《傲慢与偏见》里的班内特太太，写得（而且译得）惟妙惟肖，活灵活现。开篇那句“他倒作兴看中我们的某一个女儿呢”，曾使读初中的我不胜神往：一个简简单单的perhaps，排了斜体，就不再是干巴巴的“也许”，而成了如此传神的“作兴”！（周克希：《译边草》，华东师大出版社）

可惜，“后来的修订本，将方言色彩过浓的‘作兴’改成了‘兴许’，这是必要的，我明白——但‘作兴’藏在了我的心底”。（同上）

确实，用上海话念那句译文，特别传神，感觉就像听到窗外弄堂里邻家大妈的闲话，而“兴许”就书面语了，不像从班内特太太口里说出来的。

前段时间在“小红书”上看到一则笔记：“上海话‘作兴’和‘伐作兴’是反义词吗？”跟帖回答的各式各样，有说“作兴”就是maybe，有说是might as well，也有好几位说上海话没有“作兴”这个词。可见这个词现在也不常用，连不少上海人都不知道了。《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居然说到这两个词，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廿四日：“今天先生闲谈时，谈起‘作兴’两字的方言很广：‘作兴’两字作‘也许’解；‘不作兴’作‘不应该’解。”（胡颂平编著，中华书局）可惜没有展开谈。

李文俊和蔡慧合译的简·奥斯丁的《爱玛》（人民文学出版社），倒是保留了一些上海话。第二部第二章，坎贝尔夫妇“开始觉得，最仁慈、聪敏的做法莫若是痛下决心，不牵丝攀藤，拖泥带水，让她跟反正要诀别的轻松愉快、乐呵呵的生活干干脆脆地一刀两断”（李文俊译）。其中“牵丝攀藤”是很典型的上海俗语，汪仲贤编写的《上海俗语图说》收入这个词，这里的意思就是不爽气。

李文俊译的还有第二部第三章，“这时候，雨势开始收了”，哈丽埃特决定，“不管三七二十一，即使天上下的是铁我也得走了”。蔡慧和李文俊都是上海人（李祖籍广东），蔡的译文同样用了一些上海俗语，第二部第十一章，爱玛说：“这样人挤人的跳舞，哪还有半点乐趣呀——而且是螺蛳壳里人挤人。”弗兰克·丘吉尔恭维道：“螺蛳壳里人挤人——伍德豪斯小姐呀，你真有本事，寥寥几个字，就说得十分形象化，绝了，真是绝了！……”“螺蛳壳里做道场”是句上海俗语，蔡慧用了前半句形容地方狭小，很是传神。

这句话，上海译文出版社版《爱玛》祝庆英的译文是这样的：“挤在一块儿——又是在一间小屋子里挤在一块儿跳，再没什么比这更扫兴的了。”这么说就没什么“绝了”。

李文俊曾在记萧乾的一篇文章中说：“我翻译所用的语言，有人觉得太杂，其中既有粤语，也有上海闲话和北京土腔。不妨交个底，这是跟萧乾学的。我有一次——这可是罕有的例外——在翻译语言上向萧乾请教。他先夸奖了张谷若老先生一番，说张老译哈代时用了山东话‘俺’，极其传神。接着又说：‘我只要感到合适，该用什么语言就用什么语言，对所有方言都来者不拒。方言里有些独特表现方式，妙不可言，光用普通话与北京话有时会使自己的文章缺少光采。’我当时听了便心悦‘臣’服。”（李文俊《纵浪大化集》，九州图书出版社）

我不懂翻译理论，因为是上海人，听到奥斯丁小姐说上海话，感觉既亲切又传神；我虽不是山东人，但对哈代老伯说山东话“俺”，也同样觉得传神而亲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