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人为何这么难

黄昱宁

2025年的电视剧《老舅》，我在2026年还时常听人提起，归根结底是因为这个看起来“不靠谱”的人物，有如今仿佛早已失传的侠义之气，也带着一去不复返的上世纪九十年代的独特气息。

编导选择用男一号崔国明（郭京飞饰演）这样的人物，将转型期的诸般生态串联起来，意图是明显的，完成度也是合格的。从我这个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南方人的眼光看，老舅在剧中翻过的那些章节——东北大型重工业国企的转型阵痛，全民卡拉OK比赛，驻唱歌舞厅，自行“研发”的十速自行车掉了链子，去绥芬河做生意遭遇“仙人跳”和换外币套路，以及到上海炒邮票先赢后输欠下巨债——都是既熟悉又新鲜的桥段，折射着那个时代特有的“草莽感”。换个角度看，他的个人际遇，也可以看成对时代变迁的某种形象的、稍加变形的诘问。十七八集之后，《老舅》的情节线与整体基调有了一个急转弯，而观众的口碑分野也正是从这里开始。为了履行叙事功能，崔国明唯有不断地失败，沉入谷底，回到原点，才能破釜沉舟，翻到人生的下一个章节。

于是，我们看到叙事功能性逐渐压倒了人物的行为逻辑的合理性。崔国明行侠仗义的规模一直在扩大。简而言之，这个人物的所有动机都是无私的，在混不吝的表面之下他对自己的道德标准纯粹而严苛，时不时地让我想起当年《渴望》里的刘慧芳。饶是如此，编导似乎还是觉得没有完成国产片“好人必须受难”的KPI，最后使出了三个绝招：车祸，意外（见义勇为），癌症，干脆利落地依次“解决”了本剧的三个大好人：舅妈李小珍，（叙述者霍晓阳的）父亲霍东风和老舅崔国明。以至于，从十八集开始，我看到弹幕上频频出现的一句话是：“编剧（导演），我想跟你谈谈。”

观众想跟编导谈什么？除了喜剧转成悲剧太突兀，“解决”好人的手段太粗糙，巧合的叠加太偷懒之外，我想，其实我们都想告诉国产电视剧的主创们：

主角不必变成圣徒，他面对死亡不必那么大义凛然，催泪不一定要通过不断设置劫难来实现，好人也不一定要从头到尾都活得那么艰难，没人想看他燃烧自己的全部生命，只为了照亮别人，只为了鞠躬尽瘁地把这些故事全串起来。我们更喜欢的，难道不是前半部分那个心里住着一个顽童，从来没个正形的老舅吗？后半部的老舅头顶渐渐戴上了沉重的光环，仙气缭绕，却少了一点元气充沛的“活人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