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营造“提好问题”的氛围

“细胞是怎么死的？”这个问题，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生物与化学交叉研究中心主任袁钧瑛在哈佛求学期间提出，当时几乎找不到第二个人在研究。

这种锲而不舍的追问姿态，在2026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的多位“最强大脑”身上都有体现。接受记者采访时，三位顶科奖“生命科学或医学奖”得主——袁钧瑛、邵峰和王晓东不约而同谈到同一个话题：中国基础科学已完成了能力建设，下一步要建设的生态，是能不能问出真正重要的问题。

迷人的无中生有

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副所长邵峰2005年在哈佛大学医学院完成博士后训练后回国，在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建立实验室。近些年来，国家从顶层设计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投入。“现在中国在三大顶刊上发表的论文和美国不相上下。”邵峰说，过去15年中国在生物医学领域的进步非常快。

2003年，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主任王晓东回国。“只要有KPI、有明确目标的事情，中国科学家都能做得很好。”但他紧接着说，科学除了大家能看到的问题外，最令人着迷的是“你不知道什么问题，而且这些问题可能并没有明确目标”。

他用自己的研究经历说明这一点。当年他发现，受到紫外线或抗癌药物刺激的细胞，会释放线粒体外膜蛋白细胞色素c，而已知的凋亡调控蛋白BCL-2能阻止其逸出；释放出的细胞色素c会介导“凋亡小体”组装，激活半胱天冬酶，驱使细胞走向死亡。“没有以前所谓的‘科研目标’能告诉我们，细胞色素c会参与细胞凋亡。”王晓东说，这就是“从0到1”，是无中生有。科学最迷人的地方，就是无中生有。

无法回避的焦虑

在邵峰看来，我国基础科学已“完成了一个体系的建设、能力的建设”，现在摆在面前的是，如何形成一种氛围，鼓励年轻科学家做原创的工作，挑战不太可能的事情。

这位中国科学院院士并不回避年轻科研人员的焦虑。生物医学体量越来越大，需要的资源越来越多，可资源是有限的，这意味着焦虑可能还会加剧。他以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为例：年轻人进来后，五六年内不要求每年汇报，考核也没有硬性指标，不问发了什么文章、拿了什么“帽子”，只问在做什么、这个问题为什么有意思、打算怎么做、实验结果说明了什么。

提好问题的能力

袁钧瑛把话题拉回“更根本”的地方：提问的能力。“做好的科学，最需要训练学生的地方是提出好问题。”生物与化学交叉中心特别强调学生的提问能力，甚至在评价时设定一条硬性指标：是否在学术报告中提出过问题。“我们要逼着他们问问题。”

“问问题的本领，在AI时代并没有被减弱。”袁钧瑛说，“AI不能提出一个好问题。所以从根本上说，未来无论是教育还是科研，提出好问题的能力仍然是人类独有的。”

本报记者 郜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