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浦区老年大学手风琴乐团的老乐手们聚在一起谈音乐、聊家常，共享快乐人生。摄影/ 郭新洋

居住在淮海坊的朱妹妹老人（左）在社区当了10 年志愿者。

长宁区新华路街道综合为老中心的园艺兴趣小组。

静安区延铁乐龄家园内的艺术活动。

上海某公园内老人们自弹自唱寻快乐。摄影/ 种楠

走红网络的“时尚奶奶团”，平均年龄67 岁，平均身高175cm。图片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城市里，越来越多的“薛珍珠” 们，希望有参与社会的机会，也需要更多适合这个年龄层的公共活动、休闲娱乐。

记者｜吴　雪

申城初入夏。早晨7 点，黄浦区淮海路上的淮海坊，一栋小楼里，79 岁的朱妹妹（很多上海老人有类似可爱的名字）安顿好老伴的早餐后，准时出门“上班” 了。她急促地迈着小碎步，一路上和熟人打着招呼，目的地是南昌路44号——瑞金二路街道“心悦夕阳” 心理服务站。

下午两点钟，上海老年大学古诗词课程上，65 岁的张阿姨坐在第一排认真听讲。她一边低头做笔记，一边示意老师能否定格PPT 拍几张照片备份。开课前一个小时，她从崇明辗转两个小时车程到达这里。张阿姨不觉得累，在她的概念里，学习就是最好的老年生活。

午夜时分，曾任上海某商业大厦高管的方赟（化名）驱车赶回家中。十年前退休后，他在宝山区开办了一家影视公司。每天清晨写剧本，晚上谈业务，一天工作时间十几个小时。方赟的女儿无奈又略带调侃地说：“我爸比我大24岁，比我还忙。”

三位老人平凡一天，是上海老龄化社会中的一个侧面。如今的老人生活，完全不是过去“颐养天年” 的概念，他们的追求和乐趣，并没有因为年龄的增长而减少。

数据显示，到2018年底，中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数达到1.67亿，占全国总人口数的11.9%，且中国60 岁以上的人口首次超过15 岁以下人口。相对于西方国家的“先富后老”，我国“未富先老” 的国情也决定了未来要面临更多的挑战。

上海是全国老龄化最高的城市，截至2019 年年底，全市户籍人口1471.16 万人，其中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35.2%，这中间80 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口又占比达15.8%。随着老年人健康余寿和自理能力的提升，男性60 周岁、女性55周岁的退休年龄，已经不能成为老人们结束社会贡献的时间节点，很多老人有强烈的愿望继续工作和服务社会。

当人生的长度拉长，怎样才能活出精彩？

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科技学院医药研究院院长刘超建议，中国要走“积极老龄化” 之路，即鼓励就地安老、居家养老，老年人参与社会，鼓励老年人再就业，参加社会物质生产。他还建议，引导多方主体参与，参考发达国家经验建立医养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建立覆盖城乡所有老年人的社会救助制度与社会服务体系。

电视剧《我的前半生》里，上海妈妈薛珍珠的形象深入人心。这位朝气蓬勃的妈妈，无论身体状况还是精神状态，都远没有到接受别人照顾的时间。城市里，越来越多的“薛珍珠”们，希望有参与社会的机会，也需要更多适合这个年龄层的公共活动、休闲娱乐。

做个积极的老人，是很多老人的愿望，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

朱妹妹的“解忧杂货铺”

没有成摞的办公用品，更没有“格子间”，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办公室更像随时为居民敞开的客厅。社区老人和志愿者用纸模搭建的悉尼歌剧院、京都金阁寺、伦敦塔桥，整齐划一地放置在进门的一整面墙上。这里是南昌路44 号——瑞金二路街道“心悦夕阳” 心理服务站，一个改变许多老人命运的地方。

79 岁的朱妹妹是“心悦夕阳” 志愿者中最年长的一位，也是10 年前加入志愿者团队的“元老”。《新民周刊》记者见到她时，她身穿淡紫色针织衫，头发梳得整洁，言语温和，精神抖擞，完全看不出是一个近80 岁高龄老人的状态。

2003 年朱妹妹退休，那时她刚刚60 岁出头，身体状况很好，和老伴每月退休金加起来一万多元，平时水电煤等开销儿女全包，生活基本没有负担。抱着发挥余热的心态，成为了一名社区志愿者，一干就是十几年。

瑞金二路街道南昌社区总支书记王娟说，整个南昌社区16个居民区，老年人居民占46%，其中独居老人又占比10%。孤独、失落等心理在他们中发生率高出一般老年群体。2009 年“心悦夕阳” 招募了首批志愿者，朱妹妹成为了二十多名志愿者队伍的“排头兵”。

这天上午，朱妹妹像往常一样步行至上班地点，坐在电话机前，查询前一天当班志愿者的通话记录。没过几分钟，电话铃就响了。来电的是朱妹妹认识的一位老伯，也住在瑞金二路街道。听到是朱妹妹的声音，老伯本来支支吾吾的表述开始变得急促。

“我想换个保姆，她对我不好。”“具体是哪里不太好呢？我帮你想想办法。” 朱妹妹说，老伯的子女都在国外，基本诉求就是换保姆。还有一位老人绕了个“小圈子” 后，吐露了自己的苦恼：痔疮变严重了，没想好要不要去看医生。

“以前不明白为什么老邻居突然养了几十只流浪猫，培训后，才发现根源是老人内心孤独，后来发展为认知障碍。” 朱妹妹告诉《新民周刊》，社区工作琐碎且特别考验耐心，谁家是孤寡、独居老人，谁家吃什么药，谁家子女在国外，谁家水电煤几号交，几乎每个人的情况都装在她脑海里的那间“解忧杂货铺”。“有些老人不太好意思跟年轻的社工说，更愿意跟同龄人交流，所以需要我们的存在，既解决心理困惑又充当养老顾问。”

王娟说，别看朱妹妹最年长，却是最得力的志愿者。她是“一对五”结对的老伙伴负责人，经常与结对的老人通电话、见面，实时掌握老人情况；她也是社区党员巡逻队队员，党龄60 年，上午和下午分别巡逻两小时，关注防火防盗、垃圾分类等；她还是民情气象员，主要收集民意，反馈到居委会；有时工作行程有冲撞，实在排不开，朱妹妹还找来老伴临时顶替两三个小时的班。

“那些老人们想我呀，换个人都搞不定。” 十余年来，朱妹妹与时俱进学了不少。拍小视频、用word 软件、发朋友圈、群聊不在话下。虽说忙中作乐，但偶尔也会感到力不从心。前不久的一天清晨，朱妹妹抱着一摞报纸匆忙赶下楼，捆报纸的绳子突然松了，她伸手去抓，谁料脚下一滑，直直地摔在了水泥地上，眼眶着地受了伤。

“儿女都劝我，不让我干了，但我觉得自己还能再干一两年。” 朱妹妹笑着说，王娟在旁补充道：“原则上75 岁以上不能干了，目前她的名单已经不在街道，但社区征求了朱阿姨的意见，只要身体允许，愿意做还让她继续做。”

据了解，上海的“老伙伴” 计划，意思是低龄老人帮高龄老人，到2017 年有20 万低龄老人参与照护4 万高龄老人。类似“老人帮老人” 的服务体系，在长三角区域的杭州有另外一种名字——“时间银行”，即“年轻存时间，高龄取服务”。志愿者通过参与固定岗位的社区志愿服务和街道、社区的养老服务活动换取积分，未满60 周岁的服务者积分，可给家里60岁以上老人使用。

67 岁的居民姚惠贞，是杭州市大塘巷社区首批“时间银行”注册储户之一。自社区启动“时间银行” 项目以来，她每次上门看望独居老人时，用手机扫码服务对象的二维码就能储存服务时间积累积分。

这段时间姚惠贞有外出旅游的计划，她打算登录“时间银行” 管理系统“阳光大管家” 网站，用部分积分换取旅游英语课程。与此同时，为姚惠贞提供旅游英语课程相关服务的人员，也会在自己的“时间银行” 账户里存进相应的服务时间用于兑换积分。

不想毕业的“学霸阿姨”

走出朱妹妹的社区，还有这么一群老年人，他们对养老生活有另一番与众不同的定义：他们追求上进，有的是学霸，有的是健谈王，有的拥有一技之长；他们最大的愿望是去学府学习。

“别看现在校园里很安静，但到了开学，这里俨然是一条人声鼎沸的‘南京路’。”上海老年大学校长助理方帼萍告诉《新民周刊》记者，上海老年大学的授课老师多数是教育系统退休或返聘的，师资优质，课程火爆。没有网上报名的年代，学员们天不亮就排队，后来实行网上报名后，拼的是手速，热门的课程几十秒内就一抢而光，一座难求。

截至2018 年，上海已经建成290 所老年大学，另有居村委办学点5503 个，超过80 万人次的老年人在这些教育机构学习。按照上海市教委信息中心大数据统计，上海老年大学一天三个班上课，教室的使用率已经超过了100%。数据从侧面佐证了一个事实：上海老人是全国最爱学习的老人，没有之一。

今年快70 岁的张正真，退休前曾在上海法学会担任法律调查研究协调方面工作，2007 年退休后在家待了半年又被单位返聘了。继续工作三四年后，张正真来到上海老年大学报名。“我要留点时间给自己，再返聘我也不干了，我先生在我影响下也一起来了。”

张正真是老三届，之前下放到江西，后来应聘到宁波，之后考上天津商学院。她信奉“学无止境” 的朴素道理，一定要圆了深造大学梦。“我是学霸，学了文科又学理科，大学毕业后还是想学习。记得报名那天人特别多，一大早我叫老公起床去排队，后来我选择了中医保健课和健美课，主要考虑到对家人和自己身体都有帮助。”

现在的张正真，拥有了全新的身份——经络养生班班长、老年大学志愿者。九年来，张正真成了经络养生班的“明星学霸”，“同学们一直跟着我，我报什么课他们都跟着报。学校课程是属于系统性的，有课程大纲，这门课学完会直接转到下一门课。比如中医，先学系统中医基础，再学临床保健”。

方帼萍说，某种意义上老年大学就像是老人的家，即使课程学完了，毕业了，大家也不舍得离开，不少学员以志愿者的身份留在校园。张正真说，老年志愿者的日常工作十分琐碎，需要细心、耐心、平常心。

“我的姐姐就特别不理解我，没有报酬，为什么还干得那么起劲，不仅要花时间、精力，还要受委屈。比如招生工作，许多学员排了好久的队没报上满意的课程，就会有情绪。记得有一次，冬天很冷，我让报名学员先在教室取暖等待，等她气消了，耐心向她们解释。”

“有时候，你要像小青年一样冲在一线，不怕苦不怕累。”一次在文化广场演出，结束后演出服装堆了一堆没人收拾，志愿者们一件件折好放进箱子里，然后再一箱箱抬走。长期在这样的氛围里，张正真的身体、心情都是正向循环，应了那句话“我奉献，我快乐，我健康”。

老年大学吸引的不止上海人。六年前的春季，方帼萍办公室响起了一个特殊的电话。打电话的人是55 岁退休阿姨李梅（化名），来自中俄边境黑河，李梅在电话中说，自己从小有一个文学写作梦，但苦于大环境耽搁了，她想要圆梦，专门打电话询问上海的老年大学是否接收外地同学。“她在上海没有住处，也没有亲戚朋友，我比较担心，一直没同意她的报名。”

“放假前夕，教务办突然告诉我说，有一位学员找我，原来李梅的女儿陪着她来上海了。” 在李梅的坚持下，方帼萍接收了这名学员，李梅是知识分子，脑子也活络，一下子报了三四所老年大学，五六门课程，每天生活过得非常充实。六年了，李梅不仅学会了电脑、PS 等软件，写文章的水平也越来越高，文采飞扬。

七十岁的“工作狂人”

退休后还希望继续工作，这已经是很多老人普遍的心态。如今不少老年人想要“找点事做做”，并不是为了挣钱，而是为了充实自己的生活。

滨江的一间茶楼，方赟和几个老友正在聊收藏、聊剧本、聊投资。席间，方赟用洪亮的嗓音、借着怀旧的氛围感慨道：“我做过最正确的事，就是没有安逸地养老，而是开办了自己的影视公司。” 方赟的社交圈子很广，一周基本四天要应酬。应酬结束，休息到凌晨三四点，醒来继续写剧本。“时间点比较安静，如果状态好，很快几千字就出来了。”

方赟的人生节奏，有种与他70 岁年龄不太匹配的感觉。用他自己的话说，时间是宝贵的，每一秒都要活得精彩。目前，方赟撰写的三本小说即将上市，其中一本被影视大佬改编成了影视作品，收藏古董的资源开拓也正在打开新局面。方赟从未想过停下来。“我和我爱人都是工作狂，她有自己的艺术团，我俩各忙各的，乐此不疲。”

当然，创业有风险，如果闯荡失败，一辈子的积蓄可能会打水漂。考虑到父辈们的身体承受能力，大多数子女对父辈创业之举并不赞同，但对就业接受度较高。调查中发现，身体状况较好、教育程度较高、专业程度高的老人，退休后再就业也越容易。部分专家级老人退休后多从事顾问等工作，薪酬也相对较高。

63 岁的谢培香（化名）在一家航天科研单位担任高级工程师。临近退休，单位的负责人找到谢培香，希望她能够接受返聘继续发挥余热。“单位里来了很多年轻人，我又是高级工程师，单位希望我能够再干一干，带一带年轻人。”

谢培香和家人商量后同意单位返聘，她与单位签订的合同为一年一签，待遇方面除了基本工资与绩效工资外，年底还会有奖金。总体算下来，每月大概有八九千元的收入。与之前的工作重点不同，谢培香返聘后，更多起到的是“传帮带”的作用。

不是每个老年人都像谢培香一样顺利得到返聘机会。王阿姨退休后，由于原单位没有返聘机制，最终放弃了再就业的念头。而一些不具有专业技术的退休老人，在再就业选择时，只能选择像家政、餐饮、保安等对年龄限制较宽的服务行业。而这些行业往往是卖力气的活，而且没有保障。

“找老乡介绍的保安工作，风吹日晒挺辛苦的，也不签合同，相当于干一天算一天的钱。” 张叔叔说。

法律上对于老年人就业保障有待补足。根据《劳动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如果是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或领取退休金的老人，只能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务合同。这就意味着双方达成的是劳务关系，而非劳动关系，在劳务关系中，用人方支付一定报酬，但不用承担节假日、加班工资、辞退后的赔偿金等义务。

“企业也不太敢用没有法律保护的员工，一旦发生问题，企业要负担的责任就会很大。” 人力资源经理刘洋表示，在劳动合同关系下，当劳动者在工作中发生意外，劳动者可以拿到工伤保险的赔偿。“再就业的老人签订用人合同时，合同中应更加详实，约定好权责。”

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退休老人的就业需求与求职供应量之间的屏障，是客观存在的。数据统计显示，一方面，全国离退休人才网中的数万名注册求职的老年人，求职者年龄层主要集中在50 岁到70 岁之间，其中占比最大的是60 岁到70 岁，占比60%。

另一方面，人才市场并没有专门的老年人求职招聘会，社会为老年人提供的工作岗位少之又少。大部分招人的单位，不愿意接受老年求职者。

养老业内有一句话：中国养老先看上海，上海养老先看日本。鉴于日本老年人超就业人口12% 的高占比，以及他们百岁老人仍能就业的典型事例，上海可借鉴一些创新之策。

今年，日本一项老年人相关政策修订草案提出建设“不老社会”，鼓励老年人继续就业，公共养老金可待70岁以后再领取。新政还包括一系列鼓励日本老人再就业的措施，希望60 岁至64 岁人口就业率能从2016 年的63.6% 提高至2020 年的67%。

相比日本的老年人促就业计划，上海的做法更多还在志愿者层面。

积极老龄化其实是老年人的需求，他们希望过上有尊严、有满足感、有乐趣的老年生活。当老人们想要做一个积极的老人时，社会是否准备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