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长江流域，十年禁渔只是第一步

白暨豚。

中科院水生所科研人员在训练白暨豚。

中华鲟从放流通道滑入长江。

2019年12月25日，在长江新螺段白暨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渔船拆解现场，渔政工作人员将一艘被拆解的渔船运走。

候鸟在位于鄱阳湖畔的五星农场境内飞翔。

记者｜王仲昀

希望在将来，那些鸢飞鱼跃的美好画面，能够时常再现于这片中华儿女世代生活的水域。

每逢冬季，碧波荡漾，发源于唐古拉山的长江，又迎来了自己的相对枯水期。到了冬末春初，大地回暖，长江水里的鱼儿纷纷溯流而上，来到上游产卵繁衍。这些灵动的水生物，如此循环往复，已有成千上万年。

鱼通常没有记忆，否则2020 年对长江鱼类而言，绝对是难以忘怀的一年。它们会发现，那个“资历最老的前辈” 不知何时就消失了。今年年初，一篇在线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整体环境科学》（Science of The TotalEnvironment）的论文显示，早在2005—2010 年时，长江白鲟估计便已灭绝。这种在地球上生存了1 亿多年，被称作“长江淡水鱼之王” 的大型鱼类，忽然之间没了踪影。

另外，也有些近年来不断减少的伙伴，又再次出现，令人欣喜。11月，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科研人员于长江宜昌江段发现1尾鳤。这是科研人员继2017 年6 月在洪湖江段发现1 尾鳤后，再次发现鳤。

长江十年禁渔：“及时雨” 与“持久战”

2003 年大年初一，四川有渔民在长江中误捕了一尾白鲟。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的救护团队听闻这一消息，迅速赶往当地。经确认，那是一尾长约4 米、重150 多公斤的雌性长江白鲟。由于适逢产卵期，其腹中还有大量鱼卵。研究人员在安装了超声波追踪设备后将其放生，但后来不幸发生。由于追踪船触礁损坏，最终失去了信号。

没人能想到，这可能是人们最后一次发现长江白鲟。等到它再次出现在公众视野里，是2020 年年初的微博热搜——“长江白鲟灭绝”。很多网友看到这一话题，难免感慨：“从未遇见，听闻已是永别。”

白鲟灭绝，更引起了公众对于长江流域生态的关注。要知道，白鲟已经在地球上生存了1 亿多年，但最近和人类相处短短40年后，便难逃灭绝的命运。这种鲜活又珍稀的物种，灭绝如此之快，着实令人唏嘘！

1 月初，《新民周刊》曾联系采访到提出白鲟灭绝的论文通讯作者危起伟。他是著名鲟类专家，也是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首席科学家、研究员。危起伟告诉《新民周刊》：“白鲟已经没了。保护其他极度濒危鱼类，要越快越好，不然就没机会了。”

“越快越好，不然就没机会了。” 这句话反映的正是长江水生物保护的严峻现状。白鲟之外，还有江豚、中华鲟等珍稀水生动物，它们都处于极度濒危状态。在江豚分布最为集中的八里江江段，1989 年约有260 头，十年后只剩下70 头左右。近年来，下降趋势得到了遏制，但依然不容乐观。

此外，曾在上个世纪多次被拍到与渔船共游的白暨豚，更是早在本世纪初便被宣布功能性灭绝（注：功能性灭绝，是指一个物种在自然界已经无法形成可持续繁衍的种群。灭绝则是指该物种彻底在自然界消失）。

类似的还有中华鲟。就在12月4日，发表在国际期刊《科学》（Science）的文章《Chinese sturgeon needs urgent rescue》称，长江流域中华鲟繁殖种群数量逐年下降，需要采取紧急行动予以救助。

除了珍稀鱼类，长江里曾经最不缺的经济鱼类——青、草、鲢、鳙“四大家鱼”，也遇到了产量危机。上海崇明渔民老徐还记得，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好年景。但随着时间推移，鱼越来越难打。“我们不是不知道，‘断子绝孙’的电网捕鱼不好。”老徐叹了口气，“可不这样，打不到鱼啊！”如今，“四大家鱼”繁殖数量已不足上世纪60 年代的10%。

正因如此，近年来有业内人士频繁敲响警钟，提出如果再不加以重视，长江甚至会在未来面临“无鱼” 危机。不过，几乎就在白鲟灭绝的新闻传出的同时，长江禁渔十年政策终于落地——农业农村部宣布，从2020 年1 月1 日起，长江流域的重点水域将分类分阶段实行渔业禁捕，最迟自2021 年起实行暂定为期10 年的常年禁捕。

对于已经岌岌可危的长江生态系统而言，这是一场“及时雨”。说它是“及时雨”，是因为过去一年，虽然禁渔尚未全面开展，但已经看到了一些成效。在2020 年长江渔业资源与环境调查中，部分江段的单位捕捞努力量渔获量较2019 年有所增加。

“让数量庞大的渔民退出，帮助他们再就业，这需要一个过程，不能一蹴而就。对于长江禁渔而言，今年是退出的攻坚战，明年开始禁渔的持久战。” 上海海洋大学海洋文化与法律学院院长、长江水域生态保护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唐议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说道。

这场持久战中，注定少不了困难。在唐议看来，在长江不同流域，各区域的渔政执法能力有明显差异，这导致政策实施过程中执法难度变大。“非法捕鱼的过程往往是流动性的。大多数鱼类产卵时会集群，那么非法捕捞也会选择这个时机。但不同鱼类产卵的时间、地点也有差别，这也加剧了流动性。”

此外，禁渔的执法过程中，设备问题也考验着不同地区。“相比公路，水上拦截很麻烦。除了执法船不够快不够多，以致追不上非法捕捞的，取证方面也存在不足。从数据上看，黄河以南所有内陆水域，平均一个执法机构1.2 艘船、0.69 辆车、0.4 台执法记录仪（涉及取证）。这些数据显示，我们渔政执法从拦截到取证的力量都需要加强。” 唐议说。

毫无疑问，禁渔只是当前长江生态系统保护的一处缩影，它也并非一项孤立存在的工作。对于长江流域的治理而言，水环境、水生态、水资源、水安全、水文化和岸线等各方面要素，共同考验着人们的智慧与耐心。11 月14 日，在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强调，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谱写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新篇章。

为什么要长江大保护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A. J. Toynbee）认为，在近6000 年的人类历史上，出现过26 个文明形态，但全世界只有中国的文化体系是长期延续发展而从未中断过。其中，主要得益于长江文明之于中华民族历史的重要意义。在复旦大学特聘教授、科技发展战略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陈家宽看来，保护长江，事关中华文明的延续。

早在新石器晚期，长江流域产生文明因素的条件已基本具备，进入了文明因素的孕育期，并开始得到初步发展。不过，文明起源的开始，并不等于文明的形成。陈家宽指出，随着石家河文化、良渚文化的产生，长江流域文明才从孕育、起源、发展到逐步形成。此外，长江流域上、中、下游新石器时期的主要文化，几乎可以连成一个完整的发展系列，其遗址主要集中分布在两湖（洞庭湖和鄱阳湖）平原、太湖流域和三峡地区。

之后的历史长河中，长江流域孕育的古代文明极具多样性，例如荆楚文化、徽文化、赣文化、江淮文化、巴蜀文化、岭南文化。鉴于此，在中华文明多源论中，支持者认为中华文明多元起源，最后融合成统一的中华文明，而长江文明是其中之一。

除了中华文明能够溯源长江，长期以来，长江流域更创造了巨大经济价值。它以全国20% 的国土面积，养育了全国40%的人口，创造了全国40% 的经济总量。这些贡献的背后，主要源自长江丰沛的水资源与航运资源。

长江流域水资源总量约占全国河流径流总量的36%，为黄河20 倍，仅次于赤道雨林地带的亚马孙河和刚果河流域。而可持续利用的水资源，是流域内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此外，长江流域有世界居首的航运资源。流域内总通航里程7万公里，占全国的70% 以上，居世界之首；长江干支流航道与京杭大运河共同组成中国最大的内河水运网。

保护长江，不宜“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除了上述提及流域内各地相关部门执法能力存在差异，更重要的是，长江流域不同地区本身自然环境也相去甚远，这同样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所言——要加强协同联动，强化山水林田湖草等各种生态要素的协同治理，推动上中下游地区的互动协作。

“长江跨度非常广，从青海的唐古拉山一直到上海的入海口，这沿岸涉及不同地区与生态环境。既有高原峡谷，又有丘陵平原，局部差异非常大。此外，对河流来说，不仅仅有水和水生物之间的考量，还要考虑两岸生态以及人类活动。所以，对于长江流域的生态保护与治理，很难以偏概全。这意味着不宜‘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要彼此协作联动。”唐议告诉《新民周刊》。

此外，眼下对于长江生态的保护，已不再停留于单纯的保护层面。在保护的基础上，更要以此创造价值，“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最新的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还提到，要加快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让保护修复生态环境获得合理回报，让破坏生态环境付出相应代价。

破坏生态，需要为此付出代价，譬如法律的严惩，这很容易理解。那么“合理回报” 主要指什么？在采访中，唐议以长江渔业为例对此进行了解释。“渔民平常捕捞长江鱼，其实是一个争议性问题。因为有观点认为长江鱼属于人们共有，现在渔民将它们变现，而又不付出成本。但实际上，这是有成本的。按照学界观点，各种鱼类就是非显性的自然资源，现在通过生态治理和保护，慢慢恢复了这些自然资源，对人类也是一种回报。换句话说，以往潜在的生态产品价值，由此转化为现实的显性经济价值，比如长江流域各地的旅游业发展。”

唐议提到，在欧美国家，很多人热爱钓鱼，也有专门为这些爱好者服务的休闲运动渔业，其本身产值比传统渔业还要高。这便可以被视作保护生态以获得合理回报的生动案例。

此外，长江十年禁渔，更大意义在于对鱼类基因库的保护。人工养殖鱼类在经过多代繁衍后，会不可避免地出现遗传多样性退化，需要补充优质的野生亲鱼改善种群，而长江正是鱼类的天然种质资源库。因此，对长江鱼群的保护，从侧面而言也是对整个中国渔业的保护，势必在未来更好地带动人工养殖业发展，创造更多回报。从这一层面看，渔民表面上是利益受损方，但从长远看，他们受益无穷。

不过，世界上很多事情在做之前，人们并不知道究竟会得到怎样的回报。但是就像很多工作不能全然以成败论英雄，眼下这些看上去“没有结果”的事情，也许就会在未来造福我们，或者我们的后代。

回到长江流域生态保护的问题上，前人的功过是非在如今禁渔大幕拉开之时，似乎已无太多深究的必要。我们更应关注的是，这场“持久战”，究竟能持续多久，以及每个阶段的具体效果。

对于保护这条已经在地球上存在了超过1 亿年的母亲河，国人的眼光应该更长远一点。在过去，有着众多描绘长江水生物的精彩记录，比如“千斤腊子万斤象”，指的便是中华鲟与白鲟；“江豚吹浪立，沙鸟得鱼闲”，告诉人们江豚曾经并不罕见。包括禁渔在内的一系列举措，不再是一般意义的保护，而是面向未来进行一番痛定思痛的补救。摆脱“无鱼” 之困，只是第一步。希望在将来，那些鸢飞鱼跃的美好画面，能够时常再现于这片中华儿女世代生活的水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