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图：2022年8月7日，航拍青海海西中控德令哈50兆瓦光热电站。

上图：2022年8月5日，江西省九江市湖口县武山镇天山上徐徐转动的风机叶轮正在不断输送绿色清洁能源。

左图：2022年6月16日，江苏省镇江市扬中市滨江公园借助“光伏+储能”成为江苏首个“零碳公园”，电力工人正在巡视光伏发电站发电设施。

在长达20多年的联合国气候谈判进程中，一些发达国家总是试图逃避应负的责任。它们甚至挑战“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向发展中国家转嫁减排责任，并迟迟不兑现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等支持的承诺。

记者｜周洁

“未来极端天气将更频繁、强度更强……”

“人类影响已经使大气、海洋和陆地变暖，这是明确的。”

这是去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向人类发出的红色警报，而今年的天气状况，似乎正在印证这一警报的正确性——往常是雨季的天气，反而没有降水；当开始降水之后，雨水又成为了洪灾......

最新的IPCC评估报告显示，最近50年来，全球变暖正以过去2000年以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生。以极端高温事件为例，目前极端高温发生的频率是工业化之前的4.8倍；同时，气候变暖还将导致大气中水分含量增加，更多的水汽也提高了极端强降水事件出现的概率。

气候的不稳定性也使得传染性疾病和慢性疾病的发病风险升高，直接或间接影响人类健康。人类究竟应该如何应对气候变化挑战？

攸关人类命运的2℃

很多极端天气的出现都被认为是全球变暖的结果。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活动导致二氧化碳的排放激增，地球上的自然碳汇无法吸收人类活动产生的过量二氧化碳气体。有数据显示，相比于前工业时代，地球的大气平均温度上升了1.2℃，二氧化碳浓度增长至原来的150%。

地球的温度升高1.2℃，有什么样的影响？沧海桑田暂时尚未来到，但冰山已经开始逐渐融化。

数据显示，从1990年到2018年，地球上冰川湖的数量增加了53%，总水量增加了48%。伴随着冰川消融，越来越多冰雪中封存的固态水被释放出来。这些液态水进入了地球的水循环大军，参与着降水过程。

研究显示，气温每上升1℃，空气的湿度就将增长7%。换句话说，当下愈来愈频繁的暴雨天气，某种成因便在于这1.2℃。除此之外，大面积珊瑚礁白化、物种加速灭绝，也是1.2℃带来的效应。

2015年，巴黎气候变化大会通过的《巴黎协定》将“把全球平均地表气温升幅控制在较工业化前水平的2℃之内，并努力将气温升幅限制在较工业化前水平的1.5℃之内”作为其三个目标之一。1.2到1.5，只有0.3的增长空间，而到2，也不过只有0.7的余量。

为什么要控制在2℃？关于这个数字如何确定的相关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当时，科学家进行了平衡气候敏感性（ECS）的研究，即在均衡状态下，全球平均地表气温对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相对于工业化前加倍的响应。研究发现，如果平衡气候敏感性为2℃,意味着二氧化碳浓度倍增(一般采用550 ppm)将导致全球平均2℃的增温。当然这个数值是专家的估计，当时没有足够的研究基础确定应该选择何种指标，以及用什么样的具体数值作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最终目标。1996年，欧盟理事会会议决定明确提出将“全球平均地表气温升幅控制在较工业化前水平的2℃之内”，但这份文件并没有给出做出这一目标决定的理由，因此没有得到更广泛的国际认同。

2005年，欧盟委员会应欧盟理事会要求，就中长期减排战略和目标的成本效益分析做了报告。该报告认为到2100年，全球平均气温将比1990年升高1.4—5.8℃，如果将温升控制在2℃，其效益将足以抵消减缓政策的成本；而如果温升超过2℃，则极有可能引发更快和难以预期的气候反应，甚至造成不可逆的灾难性后果。

2006年的《斯特恩评估：气候变化经济学》这份报告又进一步指出，如果未来几十年不采取及时的应对行动，气候变化将使全球损失5%—20%的GDP；如果全球立即采取有力的减排行动，将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稳定在500—550 ppm，其成本可以控制在每年全球GDP的1%左右。

2009年7月，G8第35次峰会以及紧接着召开的“经济大国能源与气候论坛”(MEF)正值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前夕。MEF与会的17国领导发表了联合宣言，要求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成果符合《公约》目标和科学要求，一致认同全球平均地表气温的升高不应高于工业化前水平的2℃以上，这使得“全球2℃温升目标”首次在主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形成了共识，也成为一个全球性的政治共识。

在科学评估和一系列政治推动的基础上，《巴黎协定》将“全球2℃温升目标”纳入具备法律效力的国际条约。2016年4月22日纽约的《巴黎协定》高级别签署仪式当天，175个国家的领导人签署该协定，创下了国际协定开放首日签署国家数量最多的纪录。

碳排放的实质是发展权

为了实现“全球2℃温升目标”，人类必须控制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否则这些温室气体聚集在大气层，气温很快就要超标。

然而，对于国家而言，碳排放是决定经济发展的根本。一个国家如果碳排放量被人为限制，工业发展和正常工业制品设备的使用频率也将会被限制。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盟中央主席、中科院院士丁仲礼曾明确指出，碳排放的实质就是发展权。

由于发展阶段的不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碳排放性质有着根本不同。长期以来,发展中国家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始终遵循“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认为发展中国家不应该与肆无忌惮排放上百年而不经控制的发达国家承担同样的减排责任。

毫无疑问，发展中国家追求发展的需求是无可厚非的。

《迈向碳中和:中国未来转型路径与产业机遇》一书中对此曾有过精确的分析：一方面，发展中国家高速的经济增长往往会伴随高碳排放，而欧美国家已经走过了先发展后治理的进程；另一方面，随着全球分工协作产业链的进程，欧美发达国家将许多碳排放较大的制造环节设置在了发展中国家，所以发达国家盲目限制后发国家碳排放的行为是有失公允的，不仅损害了发展中国家追求发展的权利，甚至还有打压后发国家的嫌疑。

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发展经济和提升人民生活水平还是首要目标，在一些欠发达国家和地区，比如东南亚、中东和非洲等地，人们生存的基本问题都尚未解决，应对气候变化自然要向经济发展做出让步。

要指出的是，目前大气中认为增加的二氧化碳绝大部分都是由发达国家在过去150年内排放的，其总量到目前为止仍占全球人为排放量的3/4，发达国家选择性地忽视自身在发展阶段时的碳排放，在减排问题上持续向发展中国家施压，碳排放也成了发达国家继石油之后重要的博弈棋子。

2009年，192个国家就全球变暖问题召开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作为中国代表团科学顾问，丁仲礼对世界各国人均累计碳排放和碳排放配额开展系统研究，率先提出“以人均历史累计排放为基础，分配碳排放权”的中国方案，打破了西方国家对国际碳排放话语权的垄断。

他还梳理了1930年到2019年期间，多个国家人均碳排放量的变化情况。从1930年以来，美国一直是全球人均碳排放量最高的国家，人均累计碳排放量也是全球第一；而中国的人均累计碳排放，远远低于主要发达国家，也小于全球平均。

应对气候带来的挑战，需要地球上各个国家携手，但这并不容易。早在2009年，发达国家便承诺在2020年之前，每年从各种渠道联合调动1000亿美元，以解决发展中国家迫切的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需求，但承诺至今仍未完成。

去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布的《2021排放差距报告：热火朝天》中显示，以现在各国的减排情况，预计本世纪末全球升温2.7℃，远高于《巴黎协定》此前预计的1.5℃，这将导致灾难性的气候变化。

而近日欧洲气温异常升高的影响下，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更是直言，在长达20多年的联合国气候谈判进程中，一些发达国家总是试图逃避应负的责任。它们甚至挑战“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向发展中国家转嫁减排责任，并迟迟不兑现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等支持的承诺。这种缺乏诚意、回避责任的做法拖累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脚步，有违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达成的共识。

美国在2020年退出了《巴黎协定》。尽管去年美国重新加入,但美方此种行为极大的削弱了世界应对气候变化的积极性。尽管如此，中国仍然不遗余力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2020年，中国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承诺：努力争取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煤炭、石油都是很好的资源，化工资源，烧掉是可惜的。这些原料子子孙孙还要用的，所以中国还是要做的。”丁仲礼坦言，这不是从政治角度来考虑，而是从国家整个大的发展角度，减排既是挑战，也有机会。

“双碳”目标下的中国方案

中国力争于2030年前实现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意味着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将完成全球最高碳排放强度降幅，用全球历史上最短的时间实现从碳达峰到碳中和。

碳达峰是指在某一个时点，二氧化碳的排放不再增长达到峰值，之后逐步回落；碳中和的“中和”意思和酸碱中和类似，就是在一段时间内排出的二氧化碳和吸收的二氧化碳相等，正负抵消，净和为零。

如何让排出的二氧化碳消失呢？目前有两种思路。

第一种是把已经排放到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吸收固定下来。植树造林是比较传统的办法，除此之外，人类正在发展有效的二氧化碳捕获技术，比如人们从化工厂捕捉二氧化碳，通过加压将其变成液态，然后用泵注入地下储存。

第二种是“碳抵消”，通过采取一些低碳的产能方式，节能减排。用一个行业二氧化碳的减排量抵消另一个行业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而对于中国来说，不论是2030年前实现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还是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想要做到都不算容易——中国是地球上的碳排放大国，其中煤化工产业、传统工业模式都导致了大量的二氧化碳排放。

为此，2021年9月2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2021年10月24日国务院发布《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此外还制定出台能源、工业、建筑、交通等重点领域和电力、钢铁、水泥、石化、化工等重点行业的实施方案，以及科技、财税、金融等保障措施，共同形成中国碳达峰碳中和的“1+N”政策体系和时间表、路线图、施工图。

部分举措已经初见成效。

2021年7月16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启动，首批2162家发电行业的重点碳排放单位被正式纳入这一全国性的市场。作为落实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政策工具，上线交易一年来，碳配额累计成交量超过1.94亿吨，累计成交额接近85亿元。“这2000多家发电企业的碳排放约占全国碳排放总量的40%，可以说，管住了这2000多家发电企业的碳排放，就抓住了我国节能减排的一个‘牛鼻子’。”清华大学能源环境经济研究所所长张希良如此评价碳市场发挥的作用。

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副所长庄贵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醒，双碳工作绝不是一个能源和技术问题，如果没有颠覆性技术出现，实现碳中和有很大的困难。在他看来，这种情况下的社会治理能力尤为重要，要把“双碳”工作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

而在个人层面，节水节电节能、垃圾分类处理、公共交通出行、外出用餐光盘等行为都可以减少非必要的需求。树立低碳生活理念、培养低碳生活模式，是每个人都可以应对气候挑战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