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图：印度媒体The Quint于2020年表示，全球更多跨国公司任用印度裔担任高管。图为其配图。

上图：阿格拉瓦尔（左）接任推特CEO时，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与多西的合影。

上图：印度科塔的补习机构现场。

有美国媒体评论，印度正在进化为一个不断出产21世纪CEO的神奇国度。

记者｜吴雪

印度出口的最佳商品是什么？江湖戏言：CEO。

2021年，当推特网站老板杰克·多尔西在这家市值340亿美元的社交媒体公司任职15年后离开时，他亲手挑选的继任者帕拉格·阿格拉沃尔坐上了他的位子。

阿格拉沃尔的升迁，使当年37岁的他成为《财富》500强企业中最年轻的首席执行官，虽然他能流利地畅谈硅谷的技术乐观主义，但他不是加州人，甚至不是美国人，他来自印度拉贾斯坦邦的阿杰梅尔。

就任使他跻身一个特殊的俱乐部——印度总裁俱乐部。与众多印度海外高管一样，阿格拉沃尔站上了全球技术行业的顶端。这个俱乐部里，其中10人就管理着累计超过4000亿美元的跨国商业帝国。有美国媒体评论，印度正在进化为一个不断出产21世纪CEO的神奇国度。

“如果世界上最顶尖的十几个CEO来自一个拥有世界18%人口的国家，有什么好值得惊讶的?”印度记者Seshadri Kumar曾毫不客气地指出，可仅仅只是这样吗？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刘锦前博士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表示，如果单从人口和生活方式上分析，是比较浅显的。印度裔的语言优势、教育哲学、多元文化融合甚至母国的复杂生态与不安全感，都令他们迫不及待地想要把握住这来之不易的“新世界”。

印度裔在硅谷崛起

一直以来，硅谷吸引着大量有才华的移民，包括来自南非的埃隆·马斯克和6岁时从苏联移居美国的谷歌创始人谢尔盖·布林。然而，印度人自成一体。

上世纪80年代，大批年轻的印度裔误打误撞闯进硅谷。因为他们懂英语，又大多有理工科背景，关键工资比一般白人工程师要低很多，深受硅谷创业者青睐。早年移民欧美等国的印度人或许因家境贫困，不得已“润”出来；而近十年，移民的多是家境不错的中产家庭。

考夫曼基金会十年前就发现，科技行业的移民创始人中有三分之一来自印度，这一比例相当于紧随其后的8个移民群体的总和。数据显示，2012年，印度裔领导的硅谷科技公司就达到了33.2%。其中，最著名的有微软CEO纳德拉和谷歌CEO桑达尔·皮查伊。

硅谷员工经常开玩笑称，已经可以根据每家食堂的咖喱味，来判断这家公司的印度人比例了。刘锦前告诉《新民周刊》，印度裔之所以能突破欧美职场“天花板”，语言能力是一大优势。据调查，目前，87%的印度学校用英语教学。

由于英国的长期殖民统治，印度国内对英语的使用广泛，思想习性也相对西化，虽然受母语影响，印度人说英语带有浓重的口音，但大多数印度人并不拘泥于口音上的偏颇，也丝毫不影响他们精准地将意思表达出来。

印度人敢说会说，不只是民族文化使然。在印度的中学和大学里，学生社团极其丰富。而社团负责人都通过竞选产生的，这也让印度学生从小锻炼了沟通协调能力，有着较强的演说本领。

上海社会科学院维谢格拉德集团（V4）研究中心副主任、国际问题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戴轶尘分享了一个案例，一位来自德企的印度高管，从不惧怕提出一些“过分”的要求，当他对办公条件不满意时，立刻向老板提出很高的要求，再配套提出一些小要求和建设性意见。每次在和上级讨价还价中，就像滚雪球一样，一次次地不断提升目标。

上海高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投资总监李骧，回顾海外留学经历时也提及，在普通技术岗位上，语言表达的作用并没有很明显，但向更高层级走，本质是“people business”（人际生意），印度裔的沟通优势就发挥得淋漓尽致。要不说，谷歌CEO皮查伊去国会作证时，怎么一点也不怵呢。

印度裔“善管理”，源自于其显著的印度文化背景。1947年，印度独立后，鉴于民族、宗教和语言混杂的国情，将代表精英文化的管理学当作重要国策，积极发展。

翻开印裔高管的简历，可以发现几乎所有人都有MBA学习背景，皆是“技术+管理”型的复合人才。据统计，在硅谷，拥有MBA学位的印裔占28%，华裔只有7.2%。刘锦前指出，印度实行的精英教育，意味着大部分印裔移民要靠残酷的考试，才能实现阶级跃升。

成立于1951年的印度理工学院，是全世界最难考的大学。印度每年参加高考的考生大约1000万，而印度理工学院录取率不到2%。美国硅谷几家著名IT公司的CEO，全部来自印度理工学院，而这些来到美国的印度高材生又无一例外，会去报考美国名校的MBA。

像纳德拉和皮查伊都是理工科出身，但都专门研习了MBA方面的课程。据纳德拉在《刷新》中的自述，他在1992年获得微软工作机会时，自己还面临MBA课程的挑战，但他选择周内在西雅图微软工作，周五下班就飞赴芝加哥，最终获得芝加哥大学MBA学位。

“小聪明”节俭的创新

事实上，语言优势，并非打破少数族裔晋升天花板的决定性因素。戴轶尘认为，历史上，印度是一个多次被异族征服并经受了长期殖民的国家，在多元种族、文化与信仰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印度裔，应对多元化的能力，已经深植在DNA中。

戴轶尘告诉《新民周刊》，近代英国对印度进行殖民统治期间，印度已出现有规模的前往欧洲的移民潮，但当时主要以劳工为主。随着印度的独立以及20世纪六七十年代英国等西欧发达国家调整移民政策，印度对外移民结构逐渐发生变化。

印度人习惯于和外族共存，已是共识。印度中国贸易中心主任古玛（Kishore Kumar）在采访时对《新民周刊》表示，印度国内有26种官方语言，文化上，印度各地区从来都是独立王国，相当于模拟了一个“联合国”。“印度宪法旨在承认并团结不同的群体，……从寺庙、仪式再到派对，你能看到所有不同地方的混合体。”

纳德拉出身印度东南部的德拉维德族，这个种族讲泰卢固语，其后，他去印度西南部的卡纳塔读大学，这里又主要讲卡纳达语，与此同时，种族信仰也随着地域不同，变得复杂多样。对纳德拉而言，语言和文化上多元熏陶，已经类似于海外生活经历了。

走南闯北的适应能力，还在印裔CEO兄弟文迪·邦加和安杰·邦加身上得以印证。邦加兄弟父亲是印度陆军中将，他们每隔几年就得跟着部队搬一次家。用其父亲的话说，他们必须适应新朋友、新地方，创建自己的生态系统。而这，恰恰是跨国企业高管的核心竞争力。

在教育纪录片《他乡的童年》中，导演周轶君发现，印度有个非常有趣的词，Jugaad。指的是一种非常规的、节俭的创新。可以理解为：见招拆招。中国人将之理解为“小聪明”。比如，没有花洒，那就用铁桶戳几个洞；碎了一半的时钟，在墙上画好标记，还可以使用。做不到尽善尽美，解决20%也很好。

节俭的创新作为一种“另类能力”，让印度裔高管在国际企业中如鱼得水。正如百事可乐CEO卢英德·诺伊，本来在印度本土的一家纺织企业工作，后来揣着500美元赴美读书，终于留在美国工作，之后，她进入百事高层花了7年，拿下CEO只用了5年。

在印度从事外事工作的华裔李梦（化名）告诉《新民周刊》，印度人还非常喜欢“抱团”，通常“举贤不避亲”，往往是一家公司请来一个印度高管，那么最终将会得到一屋子的印裔员工。这也是他们逐步突破职场天花板的关键所在。

如今，经过几代印度企业家的努力，硅谷早已建立起一个蓬勃发展的印裔生态圈。1992年成立的硅谷印度企业家协会，已与12个印度城市对接，专门帮助初来乍到的印度青年“寻找导师、拓展人脉、创业孵化和资金支持”，力图培养新一代硅谷的印裔创业者。

保姆式的“拔苗助长”虽也受到不少其他群体的诟病，但功效着实显著。据统计，在美国，印度裔家庭中线收入蔚为可观，超过了10万美元，将近全美平均水平的两倍。

“回不去”的印度

美国移民局曾在一份报告中，对美国印度裔总结道：美国的印度裔正在实现他们的美国梦，成为各个领域的佼佼者。不过，值得一提的是，不同国家的印度裔偶尔见个面，还能念及“老乡情”，但涉及各自国家利益、企业利益，那他们绝不敢越雷池半步。

上海印度人协会主席瑞虎（Rahul Bagde）是个“老上海”，在中国待了15年。他告诉《新民周刊》，印度裔非常尊重当地文化，为了更好地了解中国，2010年到2012年，他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获得了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在为儿子选择幼儿园时，也特意安排在中国幼儿园，学习文化、语言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印度裔一旦走出国门，“背水一战”是他们不得不作的选择。

硅谷投资人吴军在新书《见识》中写道，当印度精英通过读书或者工作移民到一个新的国家后，几乎没有可能再回到印度，除非遇到极少的机会被派遣回国，代表跨国公司管理印度的分支机构。当然，极个别出身于名门望族、在印度有广泛人脉的年轻人除外。

莉莉人工智能公司的创始人普尔瓦·古普塔为了在美国立足，在4年里烧掉了6份签证，足以说明问题。戴轶尘告诉《新民周刊》，对于普通印度裔来说，回国并非一个优质选择。印度国内产业链不完善，产业结构上，服务业占GDP比重50%以上，制造业占比仅15%。

20世纪70年代，欧美国家将一部分产业外包给第三世界国家，印度接盘的多数为技术服务型行业，而英文电话客服外包又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生活大爆炸》里的拉杰什说过，在印度几乎每家都有那么几个人在做客服接线员，他们非常喜欢这份工作。

但最近两三年，靠着廉价劳动力，拿下欧美外包市场的印度，软肋也渐渐凸显。一方面，自动化算法代替人工导致印度净减少大量工作岗位。另一个方面美印两国摩擦，H-1B签证拒签率的攀升，意味着印度国内的就业矛盾无法被有效解决。

加之，中国最近一二十年发展神速，带来大量商机，华裔逐渐从硅谷“撤离”，相比较，印度创投环境薄弱，机会少，回国的也少。戴轶尘认为，表面上看，印度已经超越英国，跃升为世界第五大经济体，但印度内部细微而复杂的社会百态，仍然一言难尽。

教育资源僧多粥少，种姓制度后遗症加剧，都让印度人的生存现状饱受争议，因此也无法抵御其他国家对人力资本的“虹吸”。

一个刚到美国半年“短暂”回国的印度学生说：尽管我之前的25年都是在印度生活的，但出国仅半年，我就已经受不了国内的环境了。可以说，盛产精英的印度教育，不仅要面对14亿人口的教育普及问题，还包括2.8亿的文盲成年人。“我认为我们的高等学府很优秀，真正落后的，是为这些高等学府输送人才的中小学。”印度媒体人巴克哈·杜特说。

再多的印裔精英，也很难改变这样撕裂的教育生态。如果无法在教育公平的问题上有所突破，活跃在英美上层社会中的印裔面孔，对印度究竟是喜是忧，还很难讲。当然，一些印裔美国人对印度也有所回馈。2020年，谷歌首席执行官桑达尔·皮查伊承诺在印度建立“数字化基金”，5至7年内投入100亿美元以推动印度的数字化建设。

最近几年也出现了“反向人才流动”，比如从谷歌到总部位于印度班加罗尔的电子商务公司Flipkart，还有一些在美国小有成就的印裔选择回国创立企业，印度巨大的市场与潜力仍然被看重，甚至有人形容，“印度现在闻起来就像硅谷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