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自贸试验区标志“海鸥门”。

2022年11月，位于上海自贸试验区外高桥“全球汇”项目正式启用。

上海自贸试验区上线了全国首个辅助离岸贸易真实性审核的“离岸通”平台。

陆家嘴片区已成为境外知名资产管理机构在华设立独资公司最集中的区域。 摄影/浦东融媒体中心 郑峰

一大批创新药研发企业在上海自贸试验区张江片区快速成长。

作为中国第一个自贸试验区，上海自贸试验区大胆试、大胆闯，打造了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促发展的生动样板。

记者｜金姬

我们从未如此接近的改革梦、开放梦、中国梦,汇聚于东海之滨的这片热土。今年是我国改革开放45周年、浦东开发开放33周年、上海自贸试验区成立10周年、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设立四周年，上海再次成为改革开放的“答卷人”。

9月20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以下简称“上海自贸试验区”）建设十周年主题论坛在张江科学会堂隆重举行。

站在十周年的起点，上海自贸试验区任重道远。正如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在此次主题论坛上的发言：“我们将以海纳百川的胸怀扩大开放，以敢为人先的精神锐意创新，以融通共赢的生态展示包容，把上海自贸试验区和临港新片区建设得更好。”

商务部副部长郭婷婷出席论坛并致辞表示，作为中国第一个自贸试验区，上海自贸试验区大胆试、大胆闯，打造了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促发展的生动样板。自设立以来，上海自贸试验区实现了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许多“第一”：推出全国第一张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上线全国第一个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创设第一个自由贸易账户，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贡献了一批“上海经验”。

如今，这片仅占国土面积三十万分之一的海滨热土,聚焦着亿万国民的期望,肩负着前行探路的使命,续写着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壮丽篇章。

第一个自贸试验区为何诞生在上海？

经济学家常修泽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现了多波次的“开放倒逼改革”浪潮：第一波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其标志是深圳等经济特区的设立；第二波出现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其标志是上海浦东开发开放；第三波发生在本世纪初，以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为标志；“第四波浪潮”的标志就是建设上海自贸试验区。从“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这个名字上，亦可参出微妙意味——这是一片改革的试验田，没有现成经验可循，需要自己摸索探寻，拱破旧体制的坚冰，再向全国复制推广。

而中国第一个自由贸易试验区诞生在上海，并不是偶然。

早在1990年上海外高桥保税区诞生时，虽然其所采用的规范与国际通行的自由贸易区惯例存在较大差异，但还是使用了Free Trade Zone（自由贸易区）的译法。2005年之后，上海与深圳、天津、成渝地区先后都向国务院及各部委提交了关于将保税区转型自由贸易(园)区的建议。

2009年，上海浦东新区政府找到中国生产力促进协会，委托其起草了一份题为《关于中国在浦东建立自由贸易区设想》的报告，并提交国务院。2011年11月，上海浦东外高桥举行“2011年世界自由贸易园区大会”，正式向外界宣布了上海综合保税区（外高桥保税区与洋山保税港区、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一起）要率先转型成为自由贸易园区的“雄心”。

这种转型的迫切也来自于外高桥保税区发展遭遇的瓶颈。截至2013年，包括外高桥保税区在内，中国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已有约110个。但中国内地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实行的仍是“境内关内”政策，而国际通行的自由贸易园区则实行“境内关外”政策，即放开一线(国境线)，管住二线(与非自由贸易园区的连接线)，在区内免除海关通常监管。随着时间的推移，对相关领域进行改革的呼声渐增。而“建立自由贸易园区”被列为2013年上海市政府深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之一。

勇立潮头的上海，当年2月正式就试点建立自由贸易园区向国务院提交申请。中央对此十分支持，一路“开绿灯”——2013年7月3日，国务院原则通过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方案的表述。2013年8月22日，商务部宣布，国务院近日正式批准设立上海自贸试验区。2013年8月30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关于授权国务院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暂时调整有关法律规定的行政审批的决定》。

2013年9月29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挂牌——涵盖上海外高桥保税区、上海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洋山保税港区以及上海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共计28.78平方公里。“free trade zone”这一译文依旧沿用，但它的实质却在历史演进中产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了，中国在开放中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心越来越坚定。

至此，作为全国“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的上海，再一次重任在肩。

负面清单，不断做减法

提到上海自贸试验区，最早最具有冲击力的政策可能就是“负面清单”。

在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贸研究所研究员张磊看来，作为全国最早建立的自贸试验区，2013年上海自贸试验区就探索形成了以负面清单管理为核心的投资管理制度，以贸易便利化为重点的贸易监管制度，以及与开放型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府管理制度和法治保障制度，对于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具有重大示范带动意义。“为顺应国际形势调整变化，十八大后我国积极与美国开展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亟待对外商投资负面清单监管新模式开展试点。”

2013年9月30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3年）》公布。2013版的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按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列出18个门类，89个大类，419个中类，1069个小类，190条管理措施。对于列入负面清单的外商投资，试验区将按照原有办法进行管理；而对于未列入清单的外商投资一般项目，则将按照内外资一致的原则，把项目的核准制改为备案制，把原来合同章程的审批改为备案管理。企业最快4天可以拿到营业执照、机构代码和税务登记等。“法无禁止即可为”，负面清单制度让自贸区内的外商投资简化了程序，放开了手脚，提升了效率。

2013版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颁布一年后，新版清单内容就缩减至139条，调整率达26.8%。此后，让“负面清单”短些、再短些，一直是自贸试验区在投资管理制度领域的一项重要工作。“负面清单”制度在上海自贸试验区试点后，也逐步向全国推开。

数据显示，在2014年、2015年、2017年、2018年、2019年、2020年、2021年，“负面清单”共进行了7次修订，特别管理措施条目由最初的190项缩减至目前的27项，实现制造业条目清零，服务业领域持续扩大开放，投资自由化水平不断提升。

“负面清单”的推出，也为外商投资中国提振了信心。

作为一家资产管理总值逾9000亿美元的国际资管巨头，施罗德投资集团1994年在上海成立第一个中国内地代表处，2005年与交通银行联合成立交银施罗德基金。受益于上海自贸区的金融开放，外商独资的施罗德基金今年年初获中国证监会核准设立，标志着施罗德在中国资产管理市场再迎新的发展机遇。

“随着沪港通、债券通等一系列开放措施的落地，我们坚定看好中国市场，将把各种优势资源持续带到上海，探索资产管理公司在华发展新模式。”施罗德基金管理（中国）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兰说。

上海自贸区陆家嘴管理局局长肖健表示，从2020年的贝莱德基金开始，全国前四家新设外商独资公募基金全部落户陆家嘴金融城。当前，陆家嘴已成为境外知名资产管理机构在华设立独资公司最集中的区域。

“负面清单”的不断“减负”，也让更多金融产业链上的外资企业纷纷落户上海自贸试验区。比如，2015年版“负面清单”首次取消了对非学制类职业技能培训的限制。

瑞士财富管理专业培训中心的运营方瑞伯职业技能培训（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伯公司”）就是借此东风于2018年9月在上海自贸区金桥片区成立的。谈及为何选择上海自贸试验区，总经理钟科向《新民周刊》表示，“公司看中的是上海自贸试验区的制度优势，外商独资的金融培训机构只能在这里才能获颁牌照。我们在金桥片区找到了合适的经营场地，希望‘瑞士基因’能结合本土金融教育，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助力”。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国内此前并无外商独资的财务规划和财富管理教育培训机构进驻的先例，瑞伯公司在申请注册时，遇到了不少难题。按照上海自贸试验区先前的政策，一家提供培训项目的企业在取得营业执照之前，需要首先拿到由人社局出具的证明，证实企业已达到所有资质。但是这种规定的结果是，企业如果没有营业执照，就没有资金流入，就无法雇佣教师、设计整个项目，就不能达到人社局开具证明的要求，进而无法拿到营业执照。

为解决上述问题，浦东新区人社局依托“证照分离”政策，答复瑞伯公司可以通过承诺企业将会达到所有资质要求，先拿到一个筹建期的营业执照。而有了这个执照，企业就可以开始筹备整个项目，包括雇佣教师、租借场地、设计项目细节等。待人社局出具了正式许可后，企业随即就可以获得正式开业的营业执照。最终，瑞伯公司以最快的速度取得正式开业批复，成为上海自贸试验区扩区后第一家外商投资金融教育机构。

之前三年疫情，瑞伯的一些海外老师很难定期到中国给学员授课，影响了线下培训业务。钟科希望在“恢复如常”的2023年，瑞伯可以重振旗鼓，在财富管理大战略下提供多层次的教育培训。

多项改革试点，不断开花结果

瑞伯公司2018年注册时享受的“证照分离”改革试点，在如今的上海自贸试验区已经升级到“一业一证”。所谓“一业一证”，就是将企业经营所需要的多张许可证整合为一张行业综合许可证，实现“一证准营”。

以便利店为例，过去需要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酒类商品零售许可证、药品经营许可证、第二类医疗器械经营备案凭证和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等5张许可证，现在只要准备一套申请材料，领取一张行业综合许可证就能“闯天下”。

据悉，上海自贸试验区不断放宽市场准入，目前已在31个行业发放行业综合许可证5000多张，平均审批时限压减近90%，申请材料压减近70%，大大增加了创新创业活力。

今年下半年，上海自贸区率先试点的“一业一证”又出新措施，依托人工智能等技术，实现企业办理营业执照的同时，相应的行业综合许可业务“免申即办”。8月下旬，上海越莲餐饮有限公司拿到了浦东首张“免申即办”的行业综合许可证。

事实上，在上海自贸试验区，愈来愈多的改革试点，正在“开花结果”。

例如，2022年10月，糖尿病新药——多格列艾汀片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成为在上海诞生的“全球首创”新药。这是全球第一款获批上市的葡萄糖激酶激活剂类药物，用于治疗成人2型糖尿病。

这款“全球首创”新药背后的团队来自上海自贸试验区张江片区的华领医药。在研发过程中，自贸区的政策红利，也让企业获益匪浅。

2019年修订前的我国《药品管理法》只允许药品生产企业取得药品批准文号、经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认证后，才能生产药品。这一规定有利于保障仿制药的生产质量，但会增加创新药研发企业的成本。2015年，华领医药等企业向上海市领导和药监部门反映了这个问题。第二年，上海在全国率先启动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改革。作为首批试点单位之一，华领医药将Ⅲ期临床试验用药委托给两家企业“代工”生产，节省了上亿元自建厂房的成本，也加速了临床研究进程。

2020年，华领医药在浦东新区政府支持下，将全球总部迁入张江研创园。这个园区在张江科学城的新建地块，毗邻张江科学会堂和人工智能岛，环境宜人、交通便利。华领医药自建的实验室，则落户国家上海生物医药科技产业基地。实验室的楼下，就是张江药谷公共服务平台，那里有一批价值上百万元的仪器。企业可以租用，节省研发成本。

从张江药谷生态圈的日益成熟，到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改革；从张江科学城的扩建发展，到国家药监局缩短新药注册审评时间……这些“天时地利人和”，推动一大批创新药研发企业在上海自贸试验区张江片区快速成长。

各片区错位发展

2015年4月，上海自贸试验区完成第一次扩区，面积从28.78平方公里扩大至120.72平方公里，从综合保税区延展到陆家嘴金融片区（34.26平方公里）、金桥开发片区（20.48平方公里）和张江高科技片区（37.2平方公里）。

此前，包括世博园区浦东部分、耀华地块、前滩地块在内的世博片区，知名度似乎不如其他几个片区，但乘着自贸试验区的东风，9.93平方公里的世博片区以世界级中央公共活动区、秀外慧中的世界会客厅为目标，着力打造总部商务、新兴金融、文化会展、旅游休闲、生态宜居等5大功能，在“后世博”时代书写一段转型发展的新篇章。

今年，浦东累计受理营业性演出活动许可351件（4138场次），同比增长300%。其中，很多重量级演唱会都在世博片区的梅赛德斯奔驰文化中心举行。

在梅赛德斯奔驰文化中心5楼办公的上海东方明珠国际交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明珠国际交流公司”），程玮深深感受到了世博片区这几年的发展。东方明珠国际交流公司文创发展中心主任程玮告诉《新民周刊》，公司原本注册在东方明珠电视塔所在地陆家嘴片区，但是演艺、会展、体育、旅游等多元业态丰富的世博片区更适合公司的发展，所以2018年搬迁到了世博片区。

如今的世博片区，中华艺术宫、梅赛德斯奔驰文化中心、世博展览馆、世博中心等作为世博会永久性保留场馆，会同上海宋城、世博文化公园、东方体育中心、前滩31演艺中心、在建的上海大歌剧院、久事国际马术中心等文化设施，沿黄浦江东岸呈群落式分布，如同一颗颗大珍珠镶嵌在9.5公里长的滨江绿岸。而这些对于东方明珠国际交流公司而言，都是丰富的资源。

除了张江药谷，生物医药在上海自贸试验区的第二聚集地是保税片区。生物医药产业是保税片区“十四五”期间重点发展的产业之一。截至2022年年底，保税片区已经集聚了884家生物医药企业。

2021年12月，星奕昂（上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奕昂”）研发生产一体化中心在外高桥自贸区生命科学园区落成启用。之所以选择保税片区，除了外高桥在环评、电力、蒸汽等领域的硬件优势，还拥有无可比拟的保税优势，这也符合了现代生物医药企业国际化发展的需求。

如“先进区、后报关”模式，对特殊生物制品入境开辟“绿色通道”，缩短80%检疫时间；保税区政策磁吸，使生物医药企业在需要进口设备、耗材等的情况下能减少20%左右的成本；在这里，24小时的蒸汽提供，能够迅速地降低企业用电需求，最多可减少1/2的电力成本等。

如今，星奕昂专注于研发治疗实体瘤的异体通用型现货细胞药物。当细胞治疗产品量产后可让更多患者受益，价格也有望大幅下降。这样“前沿”的生物医药企业在保税片区层出不穷，不少企业的创新药产品将在未来3-5年内走向临床获批上市，造福更多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同时也将在区域形成巨大的经济贡献。

在上海自贸试验区片区中，2019年8月成立的临港新片区最受人瞩目。距离上海市中心75公里的临港，成为中国实施更高层次对外开放的新高地与支点。数据显示，过去三年临港新片区实到外资累计达38.44亿美元，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长55%，彰显了外资企业持续看好临港、投资临港的信心和决心。

如果说设立深圳特区是中国开放型经济建设的1.0版，开发开放浦东是2.0版，自贸试验区建设是3.0版，那临港新片区的诞生，可以称为中国构建开放型经济新格局的4.0版。

今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上海市调研自贸试验区建设。伦茨（上海）传动系统有限公司就是李强在临港新片区调研的企业之一。

诞生于1947年的德国伦茨，是高端装备制造行业的隐形冠军。伦茨集团自2006年在上海设立全资子公司伦茨（上海）传动系统有限公司以来，不但在临港建立了生产基地，而且经过不断投资和发展，将临港基地升级为集生产、销售、物流、研发于一体的东亚总部。

而且，身处长三角一体化的大格局下，伦茨也在临港新片区有关部门的牵线搭桥下，认识了更多来自长三角的邻居朋友，以谋求区域内更广阔的发展和合作空间。

临港新片区，也是上海自贸试验区今后发展的重点，正如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十周年主题论坛所说：“新征程上，我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主席重要指示精神，大力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扎实推进上海自贸试验区建设，加快打造临港新片区特殊经济功能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