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体育该有哪种“钞能力”?

下图：10月6日，杭州第19届亚运会男子篮球铜牌决赛在杭州奥体中心体育馆举行，中国队以101比73战胜中国台北队获得铜牌。中国男篮领队姚明现身中国男篮赛后新闻发布会并与媒体交流。

上图：2023年9月29日，河北沧州，2023中超联赛第27轮，沧州雄狮对阵梅州客家。中超该如何用好资本，该引起思考。

过去一段时间，中国的体育运动发展非常迅猛，跻身体育大国，但是在体育产业方面尤其是体育产业与社会资本的对接方面仍然比较薄弱。

撰稿｜阿晖

杭州亚运会足球项目，日本夺得一金一银；韩国如愿拿到男足金牌，连续三届夺冠。中国男足止步八强，女足获得铜牌，不如人意的战绩背后，从亚运会“管中窥豹”，新华社发出评述：中国足球正被亚洲一流加速甩开。

而中国男篮继今年世界杯以第29名创下参加篮球世界杯（世锦赛）的历史最差战绩后，再次在亚运会上输给世界杯上的“苦主”菲律宾队，还是在领先18分的情况下被对手翻盘。

在沙特用“钞能力”挖来一众世界超级巨星将自己的足球联赛搞得举世瞩目并喊出正式申办2034年世界杯之时，中国的足球和篮球（女篮除外）却只能在痛苦和落后中煎熬。究竟是因为没有资本青睐，还是资本已经将它们“玩坏”？资本对于中国体育事业来说，到底起到了何种作用，众说纷纭，褒贬不一。

篮球改革触动利益难

谁能想到，曾经长期在亚洲称霸，打入过北京奥运会八强的中国男篮，如今也会沦落到男足的境地？连续的失败也让无数中国人开始思考，中国男篮为什么越来越差了？这样一来，本来就饱受诟病的姚明改革，就又被推上了风口浪尖。

在北京奥运会之后，中国男篮开始肉眼可见地走下坡路，到了不改革不行的地步。姚明上任篮协主席后，开始了他针对“到处都是问题”的改革。在国家队层面，由征召制改为邀请制，国家队成立红蓝两队，让更多球员得到锻炼和被考察的机会。在CBA层面，组建CBA公司，成立股东大会，推出工资帽，同时在CBA建立选秀制度，让大学篮球赛CUBA的球员有机会进入CBA发展。在校园篮球层面，重点培养小球员和基层教练，目的是让更多青少年参与篮球运动，增加篮球人口基数。

仔细分析一下姚明的举措就会发现，姚明的思路是学习美国路子，做大整个篮球产业的蛋糕，吸引资本进入，引发球迷关注，带来巨额收益，然后再用收益和前景来吸引中国家长支持孩子打篮球，增加篮球人口，从而发现更多具备商业价值的篮球天才。篮球天才通过选秀成为职业球员，再带动整个联赛的可看性和观赏性，吸引更多利益。

然而，姚明的这个被美国篮球已经证明成功的路线，在中国的落地却出现了“水土不服”。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篮协和CBA的利益冲突。CBA是一个职业篮球联赛，赚钱为重。在这个联赛中，篮协是大股东，占股30%，剩下的70%由20家俱乐部平分，即每家占3.5%。如果篮协再拉一家俱乐部，就能达到三分之一的股权，对联赛的经营方向有一票否决权。所以18家俱乐部借中职篮公司的壳，联合起来就有了绝对控股权，借此来影响联赛的一些规章制度和经营细节。

从商业的角度来说，控股权的争夺是很正常的事情。然而，篮协主要精力在整个篮球事业的发展，而俱乐部则想从CBA赚钱，二者的出发点和利益点并不一致，所以矛盾重重。比如校园篮球，姚明协调教育部，给了很多打篮球的孩子低分进名校的机会，所以校园篮球一度非常火爆。但CBA球队对于校园篮球的私下挖角，使得本就星味不足的CUBA联赛商业价值如何体现？如何盈利来维持这个赛事？CBA到底能不能从学校挖人这个问题，到底听谁的？而类似的博弈，还有很多很多。

2019年夏天，CBA效仿NBA推出了工资帽的重要改革，初衷是为了俱乐部能够走向良性发展，在财务方面避免坠入深渊。但换个角度来说，这对于球员的自由流动形成了限制。这引发了一系列的风波，包括2021年夏天，周琦“舍得一身剐，要把皇帝拉下马”向CBA联盟的新政发起挑战，以及新疆广汇男篮的退出后又“火线回归”的闹剧。

有人说，姚明最大的错误，在于引入资本后，但又无法控制资本，哪怕出台政策，也会被资本联合其他股东施压，最终影响整个篮球改革大业。但话说回来，资本是逐利的，CBA这个全国职业度最高的篮球联赛，到目前都还没有实现全联盟盈利，资本没有理由无条件投入的，相反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资本在进入到街球的饭圈经济和大众化的篮球场馆的市场竞争中。

随着易建联这样的老球员退役，新一代球员又没有能充当球队灵魂的天才级球员，于是人才断档的中国男篮，不可避免地遭遇了成绩滑坡。这可以从选拔、机制、体制之类找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所有原因都无法回避一点，中国校园体育的缺失。

姚明搞的校园篮球，想复制NCAA联赛的成功做法，把CBUA打造成中国版NCAA联赛，让其具备向职业联赛输送人才的能力。但很可惜，被很多利益相关方给搞砸了。姚明上有篮管中心，下有CBA俱乐部，这些俱乐部还有很多国企，还有地方体育局，还有私人老板，各种利益错综复杂，任何一项改革，都要触动很多人、很多部门的利益，而有时候，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难。

足球联赛不折腾是根本

与篮球相比，中国足球的问题已经是持续良久的老大难问题。

在中国男足水平一再滑落的背后，是职业联赛的阵痛与挣扎。细数了一下，在中国足球“后金元时代”，从2020年到2023年，中国足坛三级联赛一共42支队伍退出，其中2020年17支、2021年6支、2022年11支、2023年8支，其中中超球队有6支，中甲12支、中乙24支。中超联赛在经历了绚丽辉煌的“金元”十年之后，如今，欠薪、外援离队、停止投资……依然是中超联赛的关键词。可以说，中国足球的这十余年间，成也资本，败也资本。

2010年，许家印1亿元抄底广州足球，正式拉开了金元足球的序幕。孔卡、穆里奇、郜林、郑智等大牌内外援相继加盟球队。2013年、2015年，广州恒大三年内两夺亚冠。也是在这一段时间，恒大从一个区域性的企业，跻身全国房企前三强。

恒大的成功给中超注入一针强心剂，2016年，华夏幸福、苏宁、绿地、上港、权健等资本蜂拥而入，金元足球进入群魔乱舞阶段。巅峰时期，中超16支球队有15支靠房地产，用一句话来解释就是，玩的是足球，卖的是房子。

业内人士其实很早就预言，“中国的房地产商和银行紧密相关，而这个资金链条一断他肯定玩不起了，这个时候足球本身就完蛋了”。可当时各家俱乐部已经花钱花上头了，哪里还管那么多。

2020年初的疫情重创经济，中超联赛改为赛会制，耗巨资的足球成为资方削减开支的首要部分。包括天津天海、辽宁宏运、上海申鑫等知名球队宣布退出联赛，江苏苏宁夺冠后解散。2021年，恒大流动性危机爆发，广州队停训，各俱乐部均爆出停训欠薪传闻，当年的大牌外援基本悉数退场，宣告中超联赛金元足球时代已经结束了。

中国足球俱乐部赚钱方式相对单一，门票收入、版权分成、周边收入等都只是零头，大多数靠赞助商注资。另一方面，在已经出台了限薪令、调节费等背景下，中性名政策无疑给了房企又一个退出足球的理由。中性名政策规定，球队不得冠名，自然就失去了广告价值。对于企业来说，足球终归只是一门生意，只投入不产出的行业，撤资便成为了理性选择。

有观点认为，中国足球出现的问题在于估值错误，足球市场出现了类似纳斯达克早年疯狂时期的“过高估值毁灭企业家精神”的负面激励机制。中国男足职业联赛正在经历低谷，其中固然有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直接影响，但更集中暴露出投资运营等长期问题。

如果说国家队是金字塔尖，那么足球职业联赛就是金字塔的基座，联赛的发展直接关乎国家队的水准。各路资本蜂拥而至，大肆投钱引进外援，盲目烧钱抬高收入，却没有转化为系统的球员培训、能力的持续提升。一段时间以来，从出现罢训、欠薪现象，到球队解散退出，职业联赛乱象频出，足球俱乐部遭遇生存危机，成为阻碍中国男足前行的重要因素。当俱乐部失守，比赛练兵功能失效，男足就会失去人才的摇篮、发展的土壤。

人民网曾在去年初中国男足兵败卡塔尔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十二强赛后发出“联赛是根本，不折腾！”的评论。2015年，《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以下简称足改方案）问世。这么多年过去了，中国男子足球已经浪费了太多宝贵时间，让联赛重回正轨，让总体方案真正落地，才是当务之急。

人民网的评论中指出，提升足球水平不能急于求成。这不仅适用于联赛形成梯度、培养后备力量，也适用于联赛的组织管理和政策的出台落实。慎用、用好政策指挥棒作用，就要尊重足球规律、拿出耐心智慧，避免“一口气吃个胖子”的不切实际、“没事挖开修一番”的朝令夕改。中国男足能否重焕生机，相关部门及各俱乐部，是时候拿出行动了。当前中国男足的发展，必须回到联赛这个根本，不折腾，把联赛的根基打牢。

善用资本助力体育产业

其实，任何时候，任何行业，没有资本助力，都不可能取得大的发展。体育产业隶属现代服务业，其运营和发展，对于资本和市场的依赖更是十分明显。

从国外体育产业发展情况来看，体育产业与资本市场的关联性愈发紧密，体育产业由社会介入募集的资本越来越多。国外体育产业发展所需的资金获得渠道主要是风险投资和证券市场。当发展水平较低时，主要依赖风险投资；当水平较高时，获得的资本支持主要由证券市场来完成。

过去一段时间，中国的体育运动发展非常迅猛，跻身体育大国，但是在体育产业方面尤其是体育产业与社会资本的对接方面仍然比较薄弱。在中国证券市场的将近4000家上市公司里，和体育相关的上市公司中最早只有中体产业一家，而中体产业主要营收只有将近一半来源于体育相关业务，地产业务则占比最大。另外一类上市公司集中在港股市场，像安踏、匹克和李宁等公司主要是体育服装用品制造企业，真正的赛事运营、赛事管理、体育场馆运营以及体育传媒等体育服务业的上市公司还很少。

除了资本市场以外，中国体育产业和创投资本、股权资本、银行的信用信贷对接也是非常薄弱。正是资本对接的缺位，使得体育产业的发展无论是从规模、营销的收入、利润的体量上，还是体育公司的价值上，都受到了不利影响。

2014年10月，国务院46号文件《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正式出台，被众多体育产业从业人员、专家学者认为是中国体育产业发展的标志性事件。文件从多方面明确指出将把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把体育产业作为绿色、朝阳产业扶持。到2025年中国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5万亿元的目标，更是为国内体育产业打开了十倍以上的想象空间，将体育产业放在了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的位置。在政策利好的驱动下，体育产业成为社会资本的新宠。此后，各路资本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涌入体育产业，上演一出出跑马圈地的投资大戏。

2021年出台的《“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中，针对近年来我国体育产业一直存在有效投资不足和中小微体育企业融资难的矛盾，制约着体育企业的创新步伐的问题，提出了要优化金融服务，鼓励设立体育产业投资基金和信息、担保、融资综合服务平台。

2021年8月9日，国务院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1—2025年）》，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和社会力量加入，成为助力全民健身和体育产业发展的重要途径。

体育产业投资这些年也经历了起伏，尤其是疫情的影响也带来很大冲击。据不完全统计，2022年，中国体育领域共发生61起融资事件，尽管数量和规模较2021年有所下降，但有一些积极的变化，体育制造、健身，以及登山、徒步、自行车和露营等户外运动领域获得了资本青睐。

中央财经大学体育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国家体育产业基地评审专家王裕雄教授认为，体育产业具有正外部性，资本密集与技术密集是当前主流趋势，这种趋势将越发明显。

中金资本运营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辛洁还提出一个观点，认为国家资本的进入，是推动体育产业结构升级和资源整合的重要契机。如果能够有效解决体育产业发展存在的政策、环境等问题，把握体育产业发展面临的历史机遇，可以预期，国家资本的介入必将能够在体育产业领域快速形成引导和放大效应，撬动千亿级社会资本进入体育产业，加速体育产业结构升级，打开万亿级体育消费市场，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