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星南先生

戴钟英

我常常回忆起在新闸路工部局小学读书的情景。

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这是一座非常出名的小学，听说是教育家陈鹤琴先生创办的，有很多好老师。我家住在西摩路（今陕西北路），学校离家很近。1938年我考进这个小学的幼稚园小班读书，班主任是常先生，一位身材修长十分和蔼的青年妇女，对我们这些无知的小学生非常耐心，大家都很喜欢她。跟着升入中班，到大班时，还教我们小朋友演话剧。1938年我升一年级，三个弟弟钟雄、钟豪、钟杰也陆续进了这个小学。读三年级时，班上来了一位新的名叫潘星南的班主任，我们都叫他潘先生。他中等身材，身体很好，上唇留着唇须。平时话不多，但是常常和我们孩子打成一片。他和我们踢小皮球，有一次，他踢的皮球打在我脸上，他立刻跑过来，摸着我的脸，一面问：“痛吗？痛不痛？真对不起！”他上课很认真，到现在，我还记得他教鲁迅先生写的《风筝》，还介绍了这位民族之魂的为人。

1941年，死守四行仓库的谢晋元团长被害，全市人民悲痛异常，潘先生又详细地给我们介绍了淞沪抗战和谢团长的英勇事迹。之后，太平洋战争爆发，我亲眼看见日本兵列队经过新闸路，心中很难过。日本兵进了上海后，市面上小摊贩的摊头

上出现了微型的日本军刀，很好看，某同学拿出一把这样的刀在我们面前炫耀，说是他买的。一天，潘先生叫我到他办公室去，他问我：“某同学有一把小军刀，你知道吗？”我说：“知道。”潘先生又问：“是他自己买的吗？他说你可以证明？”我说：“是他自己买的。”潘先生再问：“是你看到他买的？”我说：“没有，是他自己说的。”潘先生严肃地对我说：“你没有亲眼看见，怎么可以为他做证明呢！这把刀是他趁人没有注意时从货摊上拿的。今后没有亲眼看见的事，不能给人家做证明！”我听了后，心中很难过，哭了起来，潘先生劝了我并又告诫了几句。我回家告诉了母亲，母亲说潘老师批评得对，没有看见的事，决不能做证明。

抗战后不久，父亲就随政府撤退到重庆，家中没有经济来源，到了1943年，母亲决定带我们几个小孩逃难去重庆。我悄悄地告诉了潘先生，潘先生说：“对！到大后方去！”他送给我一本小孩看的抗战的书，在我的小纪念册上题了“书不可不信，亦不可尽信”这样一段话。当时我不懂它的含意，到大了才真正了解其意义。

抗战胜利后不久回到上海，我到学校去找潘先生，说是他已经离开学校，不知去向了。我一直怀念他，很久以后，才知道他是一位忠诚的共产党员，后来因为叛徒出卖牺牲了。

在你人生起步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位老师引领你走上正确的道路，这是最大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