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起，抚慰那背后的伤痛

邵晓艳 制图

首席记者 宋宁华

近日，沪上再度出现的本土新冠病例掀起了新一波和病毒赛跑的精准防控战。在和新冠病毒斗争的正面战场背后，各种直接或间接造成的心理伤害、社会关系阻隔等问题，也不容小觑。

在刚刚结束的上海两会会场内外，因疫情造成的心理障碍等问题引发关注。有多位市人大代表及专家表示，随着疫情常态化，非常态心理状况应引起社会各界、尤其是教育等主管部门充分重视，并采取差异化措施及时介入，防患于未然。

一 花季女孩想自杀？救救孩子

“是浦东社工协会吗？我们这里有个自杀未遂的女孩，精神状态不是很稳定，能派社工来对接吗？”一天，浦东社工协会的电话声突然响起，一通来自浦东某三甲医院的电话，让社工的心揪了起来。原来，一名就读初三的花季女孩服用了大量降压药，被送到医院，经过洗胃等抢救，虽然挽回了生命，并即将出院回家；但女孩的求生欲望不强，让医护人员、家人都非常担心，火线求助于浦东社工协会的家庭社工。

小夏，一名30岁出头的社工，有多年丰富的社会工作服务经验，同时也是一名6岁孩子的母亲。“当妈妈的，听到孩子出事，是最揪心的事情。”在和女孩平平（化名）的妈妈联系后，第二天一大早就赶到他们家里。

“第一次见到平平，只见她一头短发、皮肤白皙，长相清秀，一看就是讨人喜欢的样子；但是她漠然的眼神还是吓了我一跳。”小夏回忆，那天平平的父母都在家，接待了自己，尽管平平应父母要求从房间出来，但全程一声不吭，问她任何问题都不回答，只是呆呆地望着窗外。女孩的神态，让小夏想到了3个字——“空心人”。

在家里待了1个小时左右，平平突然起身，没有和任何人打招呼，径直出门了。父母没敢拦她，出去后才告诉小夏，她是去同住一个小区的奶奶家了。

从平平家离开，小夏心里一直不踏实。才隔1天，小夏又和平平妈妈相约，上门看望。这次，出乎她的意料，只有平平一个人在家，爸爸妈妈都工作去了。

父母不在家的时候，平平显得放松了一些，和小夏打招呼，还为她倒了一杯水。小夏没有贸然和她聊身体状况，而是和平平聊些平时的爱好。这很快让平平打开了话匣子、活泼了许多。“她说自己喜欢侦探小说，喜欢东野圭吾，甚至还讲起了学校的趣闻。”小夏告诉记者，只是聊到学校里的好朋友，表情有点黯然，“因为疫情没法上学，我已经好久没有和他们一起玩了”。

平平的话给了社工一点提醒，她的困境是否直接和疫情“闷”在家里太久有关？后来，小夏多次来到平平家，和爸爸妈妈交流，慢慢拼接起了事情发生的前因后果。

平平的父母都是新上海人，白手起家来上海打拼，开了一家工厂，事业小有所成，在上海买了房，平平奶奶和他们住在同一个小区。但在他们眼中，自己在外面打拼，都是为了给孩子好的物质条件，生活上孩子主要托给奶奶照顾。尤其是平平有了个妹妹后，父母对平平关注的时间就更少了。疫情发生后，学校停课，父母待在家的时间多了，但夫妻俩因为感情纠纷，经常在家里争吵，忽略了平平的感受。

了解清楚“病根”，小夏渐渐有了“治病”的思路。于是，她给平平送来了手工材料包，请她和妈妈一起制作。当妈妈把精心做好的荷包送给平平时，平平嘴里说着“好蹩脚”，却按捺不住嘴角的笑意。

同时，小夏还为这个家庭制定了“家庭公约”，约定再忙，一家人也要定期吃顿饭，开个畅谈会，周末家长哪怕陪孩子去小区骑骑自行车、聊聊天也好。平平爸爸终于意识到，家庭矛盾对孩子造成了重大伤害，下定决心回归家庭，弥补对孩子缺失的关爱。

小夏还鼓励平平多和同学们联系交流，哪怕网上聊聊天也好，毕竟同龄人的交流是长辈无法替代的。渐渐地，那个爱笑的平平又回来了。尤其是学校复课后，平平回到了校园中，生活重新变得充实而有规律了。

经过鉴定，平平有一定程度的抑郁症，虽然现在偶尔情绪还有点反复；但毕竟走出了最低谷，还顺利参加了中考。中考结果出来的时候，平平妈妈开心地给小夏打来电话：“女儿居然考上区重点了，原来还担心她不能参加考试呢！”听到这个消息，小夏的心情一下子晴朗起来……

观 点

市人大代表李麟学表示，疫情期间，中学生的心理问题有所增加，有的孩子缺课、休学、转学、抑郁，甚至走极端，令人痛心！

他建议，要充分关注重要节点期的中学生心理转换，尤其是刚开学不能马上安排太多集中考试，要给学生形成心理调适上的过渡。应加强多层次的心理课程建设，通过讲座、分享会、交流会、联谊会、社团活动等，让中学生培养学习之外的兴趣和乐趣，及时缓解日常压力。

“对于出状况的孩子要放宽相关的规则执行，加大教育的宽容度，在特殊情况下可允许孩子通过在线学习、课外自学同等认证、放宽休学条件与时间限制等制度，营造差异化包容性教育方式。”

此外，他还建议完善家校互动机制。“孩子的问题很大程度来源于家庭，尤其需要家庭与学校教育的同步与互动，通过健全相关机制，让学校和家庭对孩子的关爱无缝衔接。”

二 最悲伤的时刻，我们在一起

还记得武汉方舱医院那个跳“广场舞”的视频吗？哪怕在病毒近在咫尺的时候，人们还是努力用喜欢的方式把日子过得生气勃勃。

王梅艳是上海睿家社工服务社的总干事，去年2月初，她和两位同事响应武汉大学和复旦大学号召，每天上午9时到晚上9时，分时段为武汉方舱医院的患者提供在线心理支持。每逢有新冠肺炎患者要“出舱”，王梅艳总在微信群里为他们祝贺；同时，她也为其他群友加油打气。有患者说，方舱越来越来像一个温暖的“临时大家庭”。

但在疫情的环境下，“临时大家庭”难免也有出状况的时候。一天，在微信群里，一位轻症患者、方舱的志愿者秦阿姨（化名）突然在群里发飙了，“这个志愿者我不做了”！平日里，秦阿姨会帮医护人员分发物资、饭菜等，缓解医务人员的工作压力。听到这样的话，马上有其他志愿者跳将出来，在群里把她“怼”了回去，“关键时候撂挑子，亏你还是党员呢”！秦阿姨沉默一会，然后在群里打出了一行字：“我爸爸去世了，我连最后一面也见不到了……”

寂静，死一般的寂静；许久，群里有人打出祈祷的手势，下面一排跟着的都是为逝者祈福送别的叹息……在当时武汉疫情严重的大环境下，秦阿姨的遭遇，让许多人心有戚戚焉，悲伤的情绪迅速蔓延。

看到这种情况，同在群里的社工、心理咨询师马上私信给秦阿姨，关心地询问她家里现在的状况。原来，秦阿姨的老父亲感染了新冠后，辗转几个医院，最后被送入重症监护室。一直陪护的她和丈夫也被确诊为轻症，住进了方舱医院，孩子一个人留在家里。虽然知道老父亲凶多吉少，但噩耗来临的那一刹那，她还是抑制不住心里的悲痛，情绪彻底失控了。

对于秦阿姨这种因家庭巨变遭遇的重创，谁来扶他们一把？社工告诉记者，逝者已逝，亲属遭受的不仅是情感上的痛苦；还可能因为亲人的突然离世，造成个人情绪归因障碍、家庭关系断裂、社会支持网络脆弱等。在当时防疫背景下，丧葬流程和平时有所不同，有的家属不但悲伤，还觉得无所适从。

“天国的亲人与坚强的你们，精神在一起；失去亲人的你们，同路在一起；专业社工与悲伤的你们，相伴在一起；武汉与上海，并肩在一起；整个社会，携手在一起。我们在一起，就会有奇迹。”为此，上海浦东新区社会工作协会联合沪、鄂两地多家品牌机构，发起“在一起”新冠疫期哀伤服务公益联合行动，为疫情期间出现的各种心理问题“疗伤”。

因为疫情防控，清明节祭奠不能有大规模的人群聚集，线上心理救助随即上线，帮助丧亲者更好地处理哀伤，在专业指导和工具的辅助下开展自我关怀、自我疗愈。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组织编制了《我的失去与思念49天——一本哀伤中的自我心灵陪伴手册》。

在微信群里，社工手把手指导丧亲者制作电子版悼念相册。一位失去妻子的丈夫将妻子的一颦一笑、一起走过的欢乐时光、生死两茫茫的思念之苦，全都镌刻进电子相册里。清明节时，他把精心制作的电子相册在微信群里分享给有类似经历的人，大家一起在泪水中放空悲痛，一起在泪水中互相疗伤，一起走过人生最艰难的时刻。

观 点

市人大代表丁明表示，应对新冠疫情要做好打持久战的思想准备，参战的各个群体、包括全体市民的心理健康至关重要。

他介绍，发达国家每10万人精神科医生达到6.6名，我国目前每10万人的精神科医生仅有2.55名。上海应健全心理专业队伍的建设。按照《健康中国行动》的目标，在疫情常态化的情况下，尽早培养更多精神科医师，建成一支强有力、有专业技能的精神卫生队伍。

“尽管我国目前已经取得心理咨询师或治疗师职业资格证书的人数有130多万人，但是由于晋升渠道不畅，还难以转化为可使用的资源。”为此，他建议政府卫生健康行政管理部门要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特殊情况下，多条腿走路，畅通考核晋升渠道，调动精神卫生领域心理咨询师、心理治疗师的工作积极性，保障市民的身心健康。

三 身体治愈了，为什么心还在痛？

随着患者身体的康复，医院的诊疗告一段落。但对一些曾经患过新冠肺炎的人来说，身体治愈了，并不意味着生活能完全回到正轨。

“治好了病，也隔离结束了，我第一次回到办公室，以为迎接我的是全新的开始；没想到上班第一天，就有人指着我鼻子，让我不要来祸害大家！”一名新冠痊愈患者在方舱医院的患者群里“吐槽”。

她的“吐槽”马上得到了“舱友”（同住方舱医院的朋友）们的回应，有的说：“我也碰到过这种情况，这种人毕竟是个别的，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别放在心上。”有的人说：“把他打回去！”

社工则马上和“吐槽者”私信，表示非常理解她的感受，还理性地为她出谋划策，是否可以请单位有威望的同事或领导出面做个调解；实在不行，至少把办公桌调得远一些，避免正面冲突，相信时间可以消融误解。

观 点

类似这样的新冠疫情“后遗症”在生活中并非个例，出于担心被传染等因素，康复的患者有可能在社会关系中形成“孤岛”。浦东新区社会工作协会秘书长胡如意表示，疫情对于患者和家属而言，遭遇的不仅是疾病的侵扰，还有可能造成家庭关系、社区关系、社会关系的断裂，亟需修复、重建生活圈。“有70%左右的人可以通过自我察觉、自我疗伤，恢复到正常、健康的状态，但也有30%左右的人面临心理和人际关系等各方面的问题，需要得到外力的支持。”

要让他们回归家庭、社会生活的正常化，除了靠自我察觉、自我修复外，还要让他们感觉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有很多人和他们“在一起”；既可以向身边的亲人、朋友求助，也可以寻求专业社工、心理咨询师等外力扶助。

在很多中国人观念中，不愿将家务事告诉外人、邻里之间也持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如何搭建应对危机的网络系统、打通心理建设和人际关系重塑的“最后一公里”，已成为当务之急。“现在我们已在浦东的街镇全覆盖建立了家庭社工系统，全区有近8000名持证社工，其中有二三千名活跃社工。但和需求相比，还是杯水车薪。”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即将于今年6月1日正式实施，新增了发现未成年人权益受侵害时强制报告制度，明确要求相关单位及其工作人员以及公众，有责任主动上报危困儿童的情况，有助于防患于未然。“未来，我们还将把疫情中应用的实际案例总结出来，推动公共卫生领域的社会工作介入服务实现常态化，让更多亟需帮助的人得到‘及时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