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水无阻 勇往直前

且看中国工程兵“铮铮铁骨”

于都长征渡口与纪念浮桥

革命领袖亲手授予的工兵连连旗

中国维和工兵建设马里加奥机场哨塔

工兵分队用火箭扫雷车开辟通路

工兵排雷教材里的配图

王耀南

美工兵“大水牛”防雷车执行道路清障任务

战场拾贝 美战斗工兵对 简易爆炸物（IED）有着本能的敏感性

工兵架设舟桥保证装甲兵前进

红色征程 1982年，基建工程兵为上海宝钢建设奉献青春与汗水

工兵帮助西藏城市建设

志愿军工兵抢修被美机炸毁的渡桥

俄工兵操作无人扫雷机器人

军情揭秘 俄工兵在巴尔米拉古城扫雷

◆石宏 朱京斌

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俗称“工兵”）诞生于南昌起义，迄今已走过九十多个春秋，无论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都发挥了重大作用。尤其在今天，中国工兵任务更加多元，不仅担负战备和国防建设，还积极投身国家经济建设及抢险救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抽烟喝酒”别有深意

我军工兵诞生于1927年8月1日，以黄埔军校工兵科五期毕业生为主的国民革命军11军24师工兵营和20军工兵营都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其中24师的工兵营长蔡成波提前对南昌城内敌情进行侦察，战斗打响后，他亲率工兵扫清藩台衙门院墙等障碍，大大减少了伤亡。起义胜利后，工兵随主力开赴广东，他们利用自制雷管炸药、圆锹铁镐等简陋装备，完成了许多艰巨工程保障任务。之后历次起义，工兵身影依然突出，尤其在1929年百色起义中，原国民党广西警备第四大队、教导总队和右江农军合建红七军，里面专门成立工兵连，负责架桥漕渡，他们曾保障红七军三渡红水河，抢得战斗先机。

1930年5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全国红军代表会议，决定将各地红军集中组建正规军团，并确定每师设炮兵连（或炮兵营）和骑兵、工兵各一个队，从此红军军团乃至方面军相继编成，并诞生了工兵分队。同年10月7日，红一方面军在江西吉安的后河草坪成立工兵队（后称工兵连），人员是自己带着锹、镐、钢钎来参加革命的148名安源矿工，这些被官僚资本家视为草木的“煤黑子”，却得到崇高的礼遇，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和总政委毛泽东亲自出席工兵队成立大会，向他们致以革命敬礼。11月2日，工兵连就受领重要任务——用一天时间在三百米宽、七八米深的罗坊渡口架桥，保障红三军团转移，跳出国民党军张辉瓒部的包围圈。尽管工兵连缺乏工具，但他们硬是凭砍刀、绳子、树干和群众支援的舢板，按时搭起浮桥，使红三军团顺利渡河，跳到外线包抄敌人，而这座桥也成为人民工兵史上第一桥。

1934年，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长征。10月12日，中革军委工兵营营长王耀南率部在江西于都河架桥，这也是长征路上第一桥，约一周后，红军由此过桥，开始漫漫征途。长征中，工兵任务更为繁重，如强渡乌江时，王耀南指挥工兵冒着炮火在堪称“天险”的乌江渡口用竹排架桥，遇到敌坚固堡垒，还是工兵奋勇破障。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感叹：“只要王耀南有烟抽，红军没有过不去的坡；只要王耀南有酒喝，红军没有过不去的河。”这里并非说王耀南爱“抽烟喝酒”，而是工兵逢山开路需要用烟点炸药，遇水架桥需要喝酒御寒。

令日寇闻风丧胆

1936年，各路红军会师陕北后，工兵再度扩编，到了全面抗战爆发，陕北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留在南方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各师、支队均建有工兵分队，而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及炮校还开有工兵专业，培养相关人才。

同日军的搏杀中，我军工兵不仅执行修路、破障、勘察等传统任务，还创造了破袭战、地道战、地雷战等新战法，而这些新战法大多与王耀南有关。1937年11月，已是八路军115师工兵主任的王耀南率师属工兵营破袭同蒲铁路28次，严重瘫痪了侵略者的军运。次年4月，当日军叫嚣用装甲列车巩固同蒲路“治安”时，王耀南偏偏率工兵敲掉日军落单的装甲列车，心理上予敌重创。1940年5月，王耀南在协助刘伯承师长破击白（圭）晋（城）铁路之后，提出破击正（定）太（原）铁路预想方案，而该方案实施后竟发展成百团大战，在这场抗战期间的最大破袭战中，王耀南亲自指挥了井陉煤矿、娘子关隧道、桑掌大铁桥等爆破，让日军寸步难行。实际上，百团大战之后，直到抗战结束，八路军在华北的破袭战从未停歇，日军哀叹，出了城镇或炮楼据点，“自动车（摩托化）部队”就成了“人力车集团”，无路可开，后勤断绝，完全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至于地道战、地雷战，则更为国人耳熟能详、津津乐道。地道战主要是为了让敌后抗日军民在像冀中平原这样的平坦地区坚持斗争，破掉日军的机动优势和“囚笼”政策。地雷战则是以地雷杀伤日军，而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地雷战不仅用于防御，还逐步成为一种进攻战法，即用地雷对日军据点进行封锁、围困。我军工兵由于专业化程度高，因此在地道战、地雷战中发挥了骨干作用，打得日军闻风丧胆。

“没良心炮”大显神威

到了解放战争时期，我军对工兵的作用有了更深的认识，对工兵的发展也愈加重视。1946年3月，东北民主联军（后来的四野）组建了人民军队历史上第一所专门的工兵学校。次年3月，华东野战军组建了我军历史上第一个工兵团。

战争中，解放军工兵在攻坚作战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尤其是针对运城、临汾、晋中、石家庄、济南、天津、太原等国民党军坚固设防的城市进攻中，我军工兵挖掘坑道的技术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每当装填的炸药被引爆时，被敌人视为“铜墙铁壁”的城垣碉堡瞬间飞上了天，广大步兵随即在炮兵掩护下迅速冲入豁口，不让敌人有喘息时机。

有趣的是，我军工兵还自己动手，别出心裁地弄出不少“撒手锏”。1947年，晋冀鲁豫野战军的工兵连长聂佩璋发明了简易攻坚武器“飞雷炮”，用一个汽油桶做炮身，以铁箍来加强强度，底部用厚枣木封死。然后在枣木上挖出抛射药室并钻孔，用以安装引燃抛射火药的导火索。最后依次装填抛射火药、隔离板和炸药包。作战时，以人工方式引燃导火索，抛射火药所产生的冲击力推动隔离板将炸药包推出炮口，最大射程可达300余米。“飞雷炮”在解放战争中弥补了我军缺乏火炮的短板，增强了我军火力。1948年淮海战役第二阶段，我军在双堆集围歼国民党黄维兵团，180门“飞雷炮”大显神威，将国民党军用几百台美式卡车围起来的“乌龟阵”炸得七零八落，不少敌人甚至被活活震死。后来，被俘的国民党兵都把“飞雷炮”称为“没良心炮”。

热血写忠诚

新中国成立，我军工兵不仅有战斗任务，还肩负起恢复基础设施，支援国家建设的神圣使命，同时也得益于人民政权的建立，工兵正规化发展有了更坚实的物质基础。1951年，解放军工兵司令部在北京成立，此后逐渐统一全军工兵编制，建立各级工程兵院校及科研机构。1953年，经中央军委批准，解放军工兵分为工兵、舟桥、建筑等3种专业部队。1955年，工兵司令部改称工程兵司令部，此后，工兵专指工程兵编成内保障野战工程的专业部（分）队。

在此期间，我军工兵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其最突出的成就是构筑以坑道工事为骨干的支撑点式防御体系，抵抗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的猛烈炮击与空袭。例如上甘岭战役中，志愿军依托坑道，顶住敌军190多万发炮弹、5000多枚航弹的轰击，打退敌军670多次进攻，最终取得胜利。

1961年5月，经中央军委批准，组建工程兵建筑师。1967年后，根据中央军委决定，工程兵调整编制体制，精简建筑部队，同时加强工兵、舟桥、伪装等部队，增编工程机械装备。1985年，中央军委决定，除少部分工程兵部队归属军区及总部建制领导外，将大部分工程兵编入各集团军，以营或连为单位专业化编组。

一系列编制调整中，我军工兵始终保持顽强的战斗作风。和平年代，他们建设了大量国防工程，还大力支援经济建设，例如川藏公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珠海三灶岛大爆破等。重大抢险救灾中，工程兵也从不缺席。在援外和国际维和行动中，中国工兵更以优良作风赢得美誉。2002-2003年，中国工兵教员援助东非国家厄立特里亚扫雷，针对当地雷场点分散、地雷多、雷情复杂等情况，不仅自己身先士卒踏入雷场，还为厄方培训出过硬的职业工兵，在扫除塞巴村雷场时，中国军人曾清理出一具较完整的遗骨并移交给当地百姓，一位牧民用颤抖的手抚摸着遗骨，满含深情地说：“孩子！你在雷场里躺了这么多年，今天接你回家了，感谢中国来的好人呐！”原来，这是老人家的儿子，几年前放牛时误入雷场，腿被炸断了，等村民发现时，他因流血过多已死亡，尸体躺在雷场中，谁都不敢进去抬，时间一长就只剩下尸骨了。那位可怜的父亲向中国军人深鞠一躬，端着装有儿子遗骨的纸箱，在村民的搀扶下缓缓地离去。几年后的黎巴嫩南部，中国维和工兵为了减少当地果农损失，放弃联合国推荐的就地爆破法，而是以高危险的人工排除法，排除以色列空军投掷在果园里的M85未爆子母弹，最大限度地减少战乱中人民的损失，让他们早日重新过上正常生活。

2015年军改启动后，我军工程兵的编制与任务性质又发生调整，现在包括工兵、舟桥、建筑、伪装、野战给水等专业部队，不仅能够实施工程侦察，构筑重要工事，设置和排除障碍物，而且还能以地雷爆破器材等直接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